找樂子”，是北京的俗話，也是北京人的“雅好”。北京人愛找樂子，善找樂子。這“樂子”也實在好找得很。養只靛頦兒是個“樂子”。放放風箏是個“樂子”。一碗酒加一頭蒜也是個“樂子”。即便講到死吧，他們不說“死”，喜歡說：“去聽蛐蛐叫去啦”，好像還能找出點兒樂兒來呢。 過去天橋有“八大怪”，其中之一叫“大兵黃”。據說當過張勳的“辮子兵”，也算是“英雄末路”吧，每天到天橋撂地開罵。三皇五帝他爹，當朝總統他媽，達官顯貴他姐，芸芸眾生他妹。合轍押韻，句句鏗鏘，口角流沫，指天劃地。當是時也，裡三層，外三層，喝彩之聲迭起，道路為之阻絕。罵者儼然已成富貴驕人，闊步高視，自不待言。聽者彷彿也窮兒暴富，登泰山而小天下了。戳在天橋開“罵”和聽“罵”，是為一“樂兒”。 京味文學不是在某種觀念的感召下聚攏的，而首先是一種個人趣味的集合。 下面分別以最能代表北京文學特點的老舍和王朔為例，來分析一下他們作品的貴族氣。 老舍被公認為“人民藝術家”、“平民作家”。通行的中國現代文學教材認為老舍為新文學贏得了廣大的市民讀者。老舍的重要成就之一是寫出了北京市民的靈魂，一般認為，老舍筆下的老派北京市民要比新派北京市民成功得多。此中的原因是老舍在北京的老一代市民身上，寫出了貴族氣。 老舍的《正紅旗下》寫的是北京最窮的旗人。可就在這些最窮的人群裡，讀者卻看到了那麼精緻優雅的文化。在大姐的一家裡，大姐的公公“雖是武職，四品頂戴的佐領，卻不大愛談怎麼帶兵與打仗”，他“把畢生的精力都花費在如何使小罐小鏟、咳嗽與發笑都含有高度的藝術性，從而隨時沉醉在小刺激與小趣味裡”。大姐的丈夫則與他的父親差不多： 生活的意義，在他們父子看來，就是每天要玩耍，玩得細緻，考究，入迷。 大姐丈不養靛頦兒，而英雄氣概地玩鷂子和胡伯喇，威風凜凜地去捕幾隻麻雀。這一程子，他玩膩了鷂子與胡伯喇，改為養鴿子。他的每隻鴿子都值那麼一二兩銀子；“滿天飛元寶”是他愛說的一句豪邁的話。他收藏的幾件鴿鈴都是名家制作，由古玩攤子上收集來的。 而大姐的生活是： ……她在長輩面前，一站就是幾個鐘頭，而且笑容始終不懈地擺在臉上。同時，她要眼觀四路，看著每個茶碗，隨時補充熱茶；看著水菸袋與旱菸袋，及時地過去裝煙，吹火紙捻兒。她的雙手遞送菸袋的姿態夠多麼美麗得體，她的嘴唇微動，一下兒便把火紙吹燃，有多麼輕巧美觀。這些，都得到老太太們（不包括她的婆婆）的讚歎，而誰也沒注意她的腿經常浮腫著。在長輩面前，她不敢多說話，又不能老在那兒呆若木雞地侍立。她須精心選擇最簡單而恰當的字眼，在最合適的間隙，像舞臺上的鑼鼓點兒似的那麼準確，說那麼一兩小句，使老太太們高興，從而談得更加活躍。 這種生活藝術在家裡得到經常的實踐，以備特別加工，拿到較大的場合裡去。親友家給小孩辦三天、滿月，給男女作40或50整壽，都是這種藝術的表演競賽大會。至於婚喪大典，那就更須表演的特別精彩，連笑聲的高低，與請安的深淺，都要恰到好處，有板眼，有分寸。姑母和大姐的婆婆若在這種場合相遇，她們就必須出奇制勝，各顯其能，用各種筆法，旁敲側擊，打敗對手，傳為美談。 …… 這裡，物質生活的困苦被充滿文化氣息的精神生活所沖淡甚至掩蓋。雖然是平民，卻以貴族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而物質生活的困苦，更加凸顯了“虎死不倒威”的貴族氣。能夠寫出寒酸裡的高貴，這是老舍文字的魅力之一。不但寫北京如此，他寫其他地方也能如此，例如短篇小說《戀》的主人公莊亦雅，是濟南的一個小知識分子，他愛好收藏字畫，可是買不起那些名貴的，他只能買那值三五塊錢的“殘篇斷簡”，或是沒有行市的小名家的作品。而這就構成了他生活的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