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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場幾人都被姜成“驚世駭俗”的觀點給驚到了，米蘭有點不甘地問道：“這不顯示出了陳家洛比乾隆、木卓倫更有人情味的一面嗎？”

“話是這麼說沒錯。但是！”姜成雙手一攤，“你要知道，陳家洛他是紅花會的總舵主，肩負著反清復明的重大使命，肩負著紅花會上上下下幾千人幾萬人的身家性命，他的身份決定了他不能過於感性！紅花會在乾隆反水後，差些在雍和宮中全部被毒殺，幸而抓住了乾隆的寵兒福康安作交換才脫險。不過反清基業已全部葬送，剩下的人也大都心灰意冷，最後退隱江湖。可以說，因陳家洛一人，把整個紅花會上下幾代人努力的心血都浪費了，最後還自欺欺人的對自己說‘乾隆是漢人，他的王朝也是漢人王朝’。這不扯嗎！”

米蘭張了張嘴，說不出話來。

這時，李國立卻忽然鼓起掌來，讚賞地說道：“精彩！阿成，你這觀點很精闢嘛，怎麼能說只看了個大概呢？那你覺得這本書還有什麼可取之處嗎？”

說到這裡，姜成索性也就豁出去了：“那是當然，雖說我個人看不上《書劍恩仇錄》這本書，但它的確還是一本經典的武俠小說。作為金庸先生開山之作，金庸先生成功地在書中突出描寫了自己所崇尚的俠文化。一般的俠，體現在以武功來扶善鋤惡，扶危濟困，打抱不平。這雖不及大俠的旨歸宏遠，但本質上仍然是入世的，呈現了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不過上古時代中國的俠似乎並不具備後來的、其實只有在文學中才完備的道德理性。司馬遷的《遊俠列傳》中的人物，主要是感恩知報，重然諾，輕死重義。他們的人生純粹是為私人恩怨的，不怎麼計較是非。其中許多人，成了私債的奴隸，只好以死償之。這種俠，很個人化。大約他們對個人的尊嚴看得十分重，收受了他人的恩惠就會覺得自己的人生有了虧欠，要不惜一切代價把心理的虧欠擺平才安心。以私人的方式——武力干預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即韓非子所謂“儒以文亂綱，俠以武犯禁”。後世的俠，要普遍地助危濟困，並不限於報答和自己有特殊關係的人，所以更有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的色彩。金庸先生創造的武俠就屬於後一種。不管到了哪裡，路見不平，就需出手干預，不管和自己是不是相干。用金庸小說中人物的話來說就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這種武俠形象的形成和普遍化，大約與清官一樣，是由於現實社會中人們對於不平等現象的無能為力，因而寄希望於那些具有特殊人格、能力的人們。

陳家洛這個人物，雖然我看不上，但他身上還是有著金庸先生筆下的俠之美德。即任重道遠，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感，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氣節，託孤寄命、臨大節不可奪的操守。

而且在小說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金庸先生對中外各種古今文化的交融。這體現了金庸先生對古老中華傳統文化的迷戀，包括對琴、棋、書、畫、醫、武諸藝，儒、道、佛諸學的傾倒，但也不乏對新文學以及西方藝術手法的借鑑。如金庸先生對小說中人物的描寫，便吸收了許多古典長篇名作的手法，形成了他獨有的渾穆藹然、從容超俗的總風格。《紅樓夢》寫家境方面的細膩入微，寫情愛方面的含蓄和美與天真渾樸，對金庸小說影響極大，從章法到人物出場都可看出。尤其是俠義門派之間的爭鬥，或運籌帷握，或揭竿而起，或攜敵入室，或化仇為友，明顯是羅貫中慣有的手法。江湖行俠，仗義行武，尤其是對現世相的刻劃更切近《水滸傳》梁山泊群圖。而在《書劍恩仇錄》中的香香公主喀絲麗身上，我們還能看到《荷馬史詩》中的著名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