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特色的人的感覺總是錯誤的——30日晚，雜誌社的朋友告訴我：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的調查小組沒有動靜。

我正覺得納悶，當天下午，渭南的朋友打來電話：渭南市公安局的專案組將赴京調查你和《火花》雜誌社……

我預感到，《大遷徙》不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調查而改由渭南公安專案組調查，我和我的作品也許真的要“升級”了。情急之下，我開始緊急地採取應對措施：給家屬安排我萬一被警方抓走後他們應何去何從；給新聞界的朋友打電話求援；把手頭所有的《大遷徙》贈送給友人……

此後的日子一直在激憤和惶恐中度過。

三

對於《大遷徙》的寫作動機，我已在《大遷徙》中的“女宣傳部長問：是高檢院能管中宣部還是中宣部能管高檢院”一節裡講述過。

作為《檢察日報》《方圓》雜誌社的記者正式介入渭南移民問題是2006年5月中旬，雜誌社派我前去渭南採訪。這次採訪非常不順，先是在華陰某市委常委處受了一頓凌辱並受到此人“在庫區亂跑，不保證你的安全”的威脅，後來，採寫的稿件《655次舉報》都送印刷廠了卻被渭南的“滅火隊”給“滅”了，　“滅火隊”的那位女宣傳部長還得意地問我“是高檢院能管中宣部還是中宣部能管高檢院”？

當時的屈辱和沮喪可想而知。

但這次採訪的經歷卻使我有了意外的收穫——採訪到了誰也沒有采訪到的原渭南地區移民辦主任程遠，從程遠和“滅火隊”處獲得了近十公斤的材料——　從那一摞厚厚的材料裡，我終於明白了渭南市在移民問題上發生這一切的原因，也漸漸領悟出了渭南市在特殊時期、特殊事件上特殊的“政治生態平衡”——那些與土地、返庫、送禮、挪用移民資金等等問題並無牽連的領導，那些也想親民、對庫區土地、返庫、送禮、挪用移民資金等方面存在的問題也深惡痛絕的官員們，那些也許並不知道舉報者李萬明等為何許人的上級官員，為了庫區“穩定”，為了“治”住那些他們想親近而又不得不狠心對其“治理”的移民，為了對付那些他們想解決而又無法、無力解決的問題，為了渭南甚至是陝西或者是某一系統的“形象”與“名譽”，他們主動地走進了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圈子”，自覺不自覺地“包容”、保護他們本來深惡痛絕的下級官員，違心地整治那個告狀不止的愚公李萬明和那些“不安分”的移民，用對上撒謊，對下大棒的方法維護整個“圈子”的“政治生態平衡”……

庫區的現狀和移民們的貧窮和苦難使我產生了一個強烈的念頭：寫一本書，把三門峽庫區移民的這段歷史記錄下來；把移民們烙印在歷史記憶深處的磨難與掙扎記錄下來；把移民來來去去鬧返庫，執政者給予的充分理解，並盡力創造一切條件，爭取讓移民安居樂業的情況記錄下來；當然，也要把庫區那些侵害庫區移民利益的腐敗現象記錄下來……

在這種動機和寫作慾望的推動下，從2006年下半年起，我六去三門峽庫區，開始了進一步的採訪和寫作。2009年底，我把書的初稿交給報社龍平川指教時，我這位誠實而厚道的朋友激動地說：“老謝將三門峽移民史寫成了一本書。我以為這樣的選題是需要以做課題的方式，由一個課題組來完成的，卻由他一個人用綿裡藏針的方式顛覆了三年前的那次撤稿——我可以放棄和逆來順受的東西，他卻沒有逃避。”

朋友還說：“2006年6月，當我撤下本書作者謝朝平當初的兩篇系列報道時，我沒有太多去關心這個行為的是非對錯。或者因為我的麻木，對我來說，這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事情。所以當整整兩個月後，中央電視臺對渭南相同題材進行報道時，我既不覺得詫異，心中也無波瀾。我不會去追問何以如此，因為我知道那股力量由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