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問題的關鍵。大概是在漢代吧，開始實行“察舉”制度，即由地方官員隨時發現和考察所需人才，然後向政府推薦。考察和推薦就是對做官資格的論定，比以前的各種方法科學多了。

但是不難想象，各個地方官員的見識眼光大不一樣，被推薦者的品位層次也大不一樣，如果沒有一個起碼的標準，一切都會亂套。為了克服這種無序，到了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便形成了選拔官吏的“九品中正”制度。這種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派出專門選拔官吏的“中正官”，把各個推薦人物評為九個等級，然後根據這個等級來決定所任官階的高低。這樣一來，相對統一的評判者有了，被評判的人也有了層次，無序走向了有序。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會發現，這種“九品中正”制的公正與否完全取決於那些中正官』。這些在選拔官吏上握有無限權力的大人物的內心厚薄，成了生死予奪的最終標尺。如果他們把出身門第高低作為劃分推薦等級的主要標尺，那麼這種看似先進的制度也就會成為世襲制度的變種。不幸事實果真如此，排了半天等級，沒想到最後拿出來一看，重要的官職全部落到了豪門世族手裡。

就是在這種無奈中，隋唐年間，出現了科舉制度。我想，科舉制度的最大優點是從根本上打破了豪門世族對政治權力的壟斷，使國家行政機構的組成向著儘可能大的社會面開放。科舉制度表現出這樣一種熱忱：凡是這片國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舉拔上來，而且一定能舉拔上來，即便再老再遲，只要能趕上考試，就始終為你保留著機會。這種熱忱在具體實施中當然大打折扣，但它畢竟在中華大地上點燃了一種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無數真正和自認的人才陡然振奮，接受競爭和挑選。國家行政機構與廣大民眾產生了一種空前的親和關係，它對社會智慧的吸納力也大大提高了。在歷代的科舉考試中，來自各地的貧寒之士佔據了很大的數量，也包括不少當時社會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據《北夢所言》記載，唐代一位姓畢的鹽商之子想參加科舉考試，請人為他改一個吉利一點的名字，那人不無嘲謔地把鹹味化進了他的名字，為他取名為畢〔訁鹹〕，畢〔訁鹹〕沒有惱怒，快樂接受。後來他不僅考上了，而且逐級升官一直做到了宰相。這說明科舉制度確實是具有包容性和開放性的，不太在乎原先家族地位的貴賤。白居易在一篇文章中表述了這種科舉原則：

唯賢是求，何賤之有……揀金於沙礫，豈為類賤而不收？度木於澗松，寧以地卑而見棄？但恐所舉失德，不可以賤廢人。　（《白居易集》卷六十七）

科舉制度的另一個優點是十分明確地把文化水準看作選擇行政官吏的首要條件。考來考去主要是考文學修養和對諸子經典的熟悉程度，這種考法當然未必合適，越到後來越顯現出很多的負面效應，但至少在唐宋時代，無疑對社會重心和人格重心產生了有趣的引導。大批書生從政，究竟是加重了社會的文明，還是加速了社會的腐朽？我偏向於前者。此外，由於做了書生才能做官，這種誘惑也極大地擴充了書生的隊伍，客觀上拓寬了社會的文明面。

由於科舉考試製度重視文化，考試中要寫作詩賦文章，因而天南地北的無數考生就要長久地投入詩賦文章的訓練，這對文學本身倒未必是一件好事。有的研究者認為科舉考試對社會補益不大而對唐宋文學的發展有推動作用，我的觀點正恰相反，認為科舉考試最對不起的恰恰是文學。文學一進入考場已經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創作。韓愈後來讀到自己當初在試卷中所寫的詩文，“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簡直不想承認這些東西出於自己的手筆。他由此推衍，“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僕必知其辱焉。”（《答崔立之書》）但韓愈並不因此而否定科舉。

進士試卷中有時也會偶爾冒出來一些佳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