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這樣的荒涼和絕望一起生活、寫作，很顯然，這兩種作家的文字力量是有根本差距的。二十世紀的中國作家中，魯迅和張愛玲就是有力量的作家，因為他們的作品，包括他們這個人，都是附著在荒涼和絕望上的，他們承擔了那一時期的作家所沒有承擔的精神黑暗，同時，他們又一直生活在其中。這樣的文字景觀和生存景觀，很容易讓我們聯想起卡夫卡，難怪他們常常被人稱之為是“黑暗的天才”。

陳希我試圖在自己的寫作中，接續上這一逼視存在、書寫黑暗的文學傳統。他把我們貌似平常的生活推到存在的聚光燈下，從而使生活中的荒謬、匱乏與絕望悄悄顯形。這樣的寫作姿態是獨特的，也是有點不合時宜的。當慾望和消費日益成為新的時代意志，誰還在關心存在？誰還在堅持揭發存在本身的疾病？又有誰還在傾聽這些存在的私語以及作家對生活的抗議？這或許正是陳希我的不同凡響之處：他沒有像一般的年輕作家那樣，熱衷於講述消費主義的慾望故事，他關注存在，關注平常的生活內部顯露出的存在危機。所以，陳希我的小說，一開始總是從一個平常的人或事件入手，但在那束潛在的存在眼光的打量下，人物和事件很快就改變了它原先的邏輯和演變方向，轉而向存在進發。我以為，他這種將事件向存在轉化的能力，在當代作家中是並不多見的。

謝有順：陳希我小說的敘事倫理（3）

讀陳希我的小說總令我想起卡夫卡（他顯然深受卡夫卡的影響）。卡夫卡說：

和每日世界直接的聯絡剝奪了我看待事物一種廣闊的眼光，好像我站在一個深谷的底部，並且頭朝下。8

確實，卡夫卡的作品，在他那個時代具有一種“頭朝下”的品質——他對文學和存在的理解，與固有的傳統觀念是正好相反的。或許，我們這個世界的危機和匱乏被物質包裹得太過嚴實了，必須換一種方式，比如“頭朝下”，才能看出裡面的實質。像卡夫卡這樣的作品，是無法把它放在常態範圍裡來解釋的，它是屬於變態範圍的文學——因為我們的存在顯露出了變態（我們經常談論的卡夫卡筆下的人的異化，其實就是一種變態）的面貌，文學也就只能在一種變態的精神範疇裡進行存在的追問。這正是卡夫卡的深刻之處。因此，卡夫卡筆下的象徵是無處不在的，不僅他筆下的人物、事件是象徵，連他的寫作方式本身也是一種巨大的象徵。卡夫卡的文學是最為徹底的存在主義的文學。

讓我感到驚異的是，陳希我的寫作居然也完全無視當下文學的流行面貌，而採取“頭朝下”的特殊方式來書寫現代人的存在境遇。我要特別提到他的一箇中篇《我的補腎生活》，它讀之令人戰慄。一對錶面上恩愛有加的夫妻，其實過的是丈夫獨自自蔚，然後用手給其妻子滿足的Xing愛生活；而那個妻子，居然認可了這種生活，她要做的就是不停地給丈夫補腎。這部小說的諷喻力量是很強的，它觸控到了當代生活的敏感神經。最令人難忘的是那個吃活腎的細節。妻子對自己的生活恐慌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她見補就買，而且因為自己的經濟能力總能毫不費力地買到那些補物，她開始對補物的補效產生了懷疑。最後，他給丈夫買了人腎。這個血腥的細節讓人想起魯迅《藥》中的人血饅頭。魯迅筆下的人血饅頭沾的是革命烈士的血，而《我的補腎生活》中的活腎卻是從被社會深惡痛絕的被槍決的黑社會頭目身上盜割來的——這裡面，蘊含著比“人血饅頭”更大的荒謬。在陳希我筆下，一切的價值觀念都顛倒了，他決意要讓我們看到亂世之下的人心，正如他自己在一篇文章中所說的：文學就是要關注人心，關注我們靈魂中黑暗的盲點。

三

陳希我的小說，與當下文壇萎靡瑣碎的風氣是大不相同的，它裡面有股狠勁，迫使著我們不得不去關注存在的本相。因此，閱讀陳希我是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