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杏出牆記》“是這一類小說中最出色的作品”。徐鑄成《舊聞雜憶·張恨水與劉雲若》，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這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顯然是出自不同的“雅化”標準，前者重思想性，後者重藝術性。若就可讀性、趣味性來說，淪陷時期的劉雲若是要勝過身在大後方的張恨水的。 北方淪陷區的社會言情小說家還有陳慎言、李薰風、左笑鴻等。他們的雅化方向也是力圖與新文學拉開距離，思想上強調中國傳統倫理觀念，譴責西化帶來的墮落現象，藝術上致力於情節設計的巧妙和文字描寫的生動，實際上是接受新文學的“軟體”而拒絕新文學的“硬體”。不過，他們對這樣的選擇並非是充滿自信的，劉雲若1943年在《紫陌紅塵·啟事》中說： 雲若執筆為文，倏經十載。比及近歲，感慨彌多，一則因生活所迫，遂致貪多，而忘愛好。雖蒙讀者備極譽揚，而文章得失，寸心所知，每一思維，輒不勝惶愧。……深愧喁喁兒女，無裨時艱，思於筆墨之中，稍盡國民責任，……區區之意，幸垂察焉！《三六九畫報》19卷2期，1943年1月6日。 這意味著，如此“雅化”是否能成正果，他們是比較惶惑的。 南方淪陷區都市的現代性一般高於北方，作為大眾精神消費品的通俗小說也相對更加趨新求變。予且、丁諦、譚惟翰等新一代作家，已經完全拋棄了章回體，而採用靈活多變的新文藝筆法。曾用“水繞花堤館主”作筆名的予且，最善於把握上海市民心態，所寫大量言情故事，基本都是“慾望”與“規則”之間的衝突。普通市民的金錢欲、偷情慾，既冒險又膽怯，既真誠又矯飾，都被他刻畫得深淺適度，是一種標準的“輕刺激”。予且作品中充滿明顯的對兩性之謎的探討，敘述者明明在描述著兩性之間最隱秘的私事，卻擺出一副“做學問”的正經面孔，給讀者以心理解脫。短篇集《七女書》，長篇《女校長》、《淺水姑娘》、《｜乳孃曲》等，都喜歡加入各種敘述干預，如“世界上的女子可以分作兩種。一種是嫁人的，一種是戀愛的”（《女校長》），“考慮是最能使人心平氣和的，最能使事情得著適當解決的”（《考慮》），這便造成一種“寓意深刻”的閱讀迷霧，在閱讀情調上雅化了讀者。其實，去掉那些中學生水平的“警句”，予且的小說也許會顯得真正高雅些。但無奈予且的中學教師職業使他無法壓抑那好為人師的慾望，每篇小說都酷似證明某個人生定理的一道例題。而讀者十分喜歡那些“人生哲理”，似乎給自己的日常生活找到了圓滿的解釋。通俗小說現代化的一個標誌是，讀者不像以前書場中的聽眾一樣，自以為低俗，而往往認為受過現代教育的自己情調很高雅，手中捧讀的是“有社會意義”的嚴肅高雅作品，正如許多電視徵婚者聲稱“酷愛文學”，手上拿著一本《汪國真詩集》一樣。予且的雅化方向無疑是現代審美情調，只是他的觀念和技巧都還不夠成熟。 予且的學生譚惟翰，以及寫作“商界小說”的丁諦，都與予且近似，努力在都市題材中加入人生、社會意義，而這些“意義”，如都市的罪惡，成長的艱辛，教育的失敗等，都是新文學開發出來、業已推向社會的“名牌系列”。而他們所採用的一些創新手法，如蒙太奇句式、變幻敘事視角、現代心理分析等，也是新感覺派等留下的遺產。通俗小說的及時推廣，起到了提高廣大讀者審美鑑賞力的積極作用。 此外的馮蘅、徐晚蘋、王小逸、陳亮等人，以嫻熟的新文藝筆法，寫作刺激性較強的都市文學，以比較露骨的Se情描繪廣開銷路，格調略低於北方的公孫嬿、王朱、程心枌等，但要高於一向被認為肉麻不堪、為人不恥的馮玉奇。他們實際是片面發展了新文學中張資平的一路，經常描寫新時代青年的桃色故事，恰好迎合了小市民對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錯誤理解。張資平淪陷時期只有一部完整的長篇《新紅A字》（另有一部“腰斬”的長篇《青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