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是絕對至上的。

以上述兩種理論為指導，中國從政的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就分為兩種型別：儒家型理想主義者與法家型技術官吏。像范仲淹、王安石、海瑞等皆屬於前者，他們憑藉著“道”的信念，力圖變革現實中的不合理成分，與昏庸的君主權勢做著悲壯的抗爭。而法家型技術官吏從個人品質來說從正直到卑劣的都有，但有一共通點，即都滿足於充當貫徹君主意志的人格化工具，在龐大的行政官僚系統中發揮系統所賦予自己那部分的既定功能，而對系統本身的改革卻毫無興趣。

及至近代的國民黨文武大員中，我們依然可以找到這兩類從政的知識分子。張治中與張群是一對色彩反差相當鮮明的例案。他們兩人同是蔣介石十分倚重的親臣，但為臣之道卻大相徑庭。張治中是一個儒家型的理想主義者，他富於改革精神，對國民黨內“群僚百工，中於明哲保身之毒，只求祿位之保持，不圖事業之推展”的現象深惡痛絕，常常在蔣介石的面前直言上諫，是國民黨上層官吏中“最肯也是最敢說話的一個”。如1948年張治中經再三考慮，不惜冒丟烏紗帽以至丟頭顱的風險，向蔣上呈了長達數萬言的《對當前國是之檢討與建議》，對國民黨執政以來的各項保守政策予以嚴厲批評，並將之歸咎於“領袖”本身的領導失當、獨斷專行，甚至在文中有蔣“為世界各國領袖中脾氣最壞之一人”等語。而張群，儘管從資格來說還是蔣介石早年留學日本的老友，但一俟確定君臣名分，張群便在蔣的面前唯唯諾諾，矮了三分。他老於世故，不思有進，以揣摩蔣的心理、保住祿位為能事。每每見蔣，即備甲乙二案相機行事。他公開透露過自己的為官之道：“我只是個廚子，主人喜歡吃什麼菜，我就做什麼菜。”還頗有自知之明地承認：“張群何人？蔣介石走狗也。”那麼，本文的主人公陳布雷究竟屬於哪一類呢？應該說，陳布雷既非儒家型理想主義者，亦非法家型技術官吏，他似乎介於二者之間。陳布雷有自己的救國之道，雖然長期當蔣的幕僚，為蔣起草文告，參與籌劃國策大計，但他從未像張群那般政客一樣，只是一味順從，以迎合“領袖”為職責。他畢竟還能夠相機進言，委婉地在蔣面前表露自己的看法，提出若干忠告。但他又極注意君臣位分，為臣者，為忠君計理應對君“知無不言”，但也須適可而止，不可一意任性逞能。陳布雷生來膽怯怕事，他不敢像張治中那樣義無反顧地死諫，他謹慎從事，常常在不宜說話的時候保持緘默，壓抑自我。猶如他的同僚所評價的：陳布雷“忠於領袖，處處犧牲小我，成全大我”，“他將自己‘縮小’，俾領袖可無限‘擴大’，位分遵守得非常嚴格，確是一個標準的好幕僚”。

陳布雷：“道”與“勢”之間的人生掙扎（4）

然而唯其如此，陳布雷比一般人（包括張治中與張群）要作出更大的犧牲。因為他外表上雖然酷似一個只知埋頭苦幹的技術官吏，但其內心仍不失為一個頗有主見的理想主義者。他的朋友程滄波寫道：

佈雷先生的憂，是無法解除的。因為私憂可以解除，公憂是難以解除的。佈雷先生終身之憂，不關個人的窮通利達，而終朝慼慼的，是天下國家之憂。……“君子有終身之憂”，正是佈雷先生一生的寫照。

這段話固有溢美之詞，卻也透出了幾分真情。確乎，在陳布雷終日蹙緊的眉頭中幽含著內心無限苦衷。他明明有自己的為國之憂，但這憂卻不能向“領袖”直言傾吐；他明明有自己的思想，卻不能不思維著別人的思想；他的筆不再聽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