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力和執行力，最終導致局勢失控。

而象川漢鐵路公司這種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團，既可以成為權力的執行者，又可以成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瞞下，在兩邊都佔盡資訊不對稱的絕對優勢，成為“改革”異化為“**”甚至“暴力**”的催化劑。

這樣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既沒有對政權的忠誠，又沒有對民生的責任，享受著改革的成果，卻不必承擔改革的成本和風險。

而楊朔銘現在要做的，就是如何在符合程序正義的前提下，減少和削弱這些利益集團的干擾，制定相應的遊戲規則，避免已經貧富分化的中國社會進一步分化乃至撕裂。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楊朔銘說道，“我們這個民族，有一個非常要命的共同心態，就是不耐煩，總想走捷徑，一蹴而就，跑步進入最高社會。”

“不錯，這種心態，具體的表現，就是經濟上總是追求超常規、跳躍式的發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樣希望進口或者構建一個‘主義’的框架，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的問題。”陳宦的話裡帶有一絲沉痛，“這種認識還有一個前提，那就是我們相信：無論改革還是**，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進越好。就好比開火車，我們總是為不斷提升的速度而歡呼，直到超速顛覆、車毀人亡，才能反省一下這樣做的危害。”

“制無美惡，期於適時；變無遲速，要在當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進的未必就是進步的。速度絕對不是改革的核心問題，實效才是核心。”楊朔銘說道，“昔年清廷的崩潰，絕非一些史家所說的政治改革步子太慢而導致**，其實恰恰是步子太快導致失控出軌。”…；

從後世穿越來的楊朔銘在這個時代經過認真的研究和反思之後，已經明白，改革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的推行，必須有權威資源的保障，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而晚清推行的憲政改革，初定的預備期是9年，大大低於日本的30多年及英國的上百年，但還是被後人指責為太慢而細細考察一下，這些責難者的主流，恰恰正是那些新興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需要從政漢改革的大躍進中，儘快地為自己攫取更多的權利，而這種超越基本國情的大躍進，根本不可能實現他們口頭宣稱的普通民眾分享權利的美妙遠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權之後，長期以激進面貌出現的孫中山，也提出了“軍政”、“訓政”、“憲政”的三段論，孫氏的預備立憲期與晚清相比，其實要更加漫長。這充分說明，無論哪一種政治勢力，當它佔據了中樞地位，成為執政者之後，都不能不認識到，政治改革上的“大躍進”，不切實際，無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幫助在野者奪取政權而已，無法成為執政行政的根基

歷史在這裡，可以說對那些以**家面貌出現引領“主流意識形態”的中國人進行了無比絕妙的諷刺。

晚清因政治改革超速而導致了政權崩潰，這並不足惜，但這一超速顛覆，卻也中斷了循序漸進的、有規則的溫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無規則的武裝爭鬥。在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主義”大旗下，精英階層裹挾草根階層黨同伐異、爭權奪利，誰也無暇關注培育民生與厚植國力這種關乎國家復興、崛起的根本，這種“城頭變幻大王旗”，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也正是楊朔銘試圖破解的“王朝更替律”。

一些人總是將對政治改革的任何速度控制，都指責為保守。這種指責，如果不是缺乏基本的社會閱歷和行政常識，就是另有所圖。殊不知，超速顛覆之後，作為司機的執政者之死，或許並不足惜，但是，那些一味叫嚷提速的人們，是否考慮過這輛車上的乘客安危呢？因為這輛車上面，不僅承載著整個中華民族，而且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歷史、現實和將來

說什麼“而今邁步從頭躍”，都是不負責任的鬼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