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關名理”（謝肇淛《金瓶梅跋》），“於修身齊家有益社稷之事無所有”（和素《金瓶梅序》）。“此書誨淫”（袁小修《遊居柿錄》），“不及水滸傳”（謝肇淛《金瓶梅跋》），因為《水滸》可以冠“忠義”，而《金瓶梅》是褻瀆和暴露。另一方面，他們又稱讚作者為“慧人”，作品為“新奇”（袁小修《遊居柿錄》），積極搜求抄本，不惜重資購買，熱心刊刻、評點，說明他們思想進步，眼光銳利。在長篇小說空前繁榮的明代後期，小說已被提高到與“六經”、“語孟”、《孝經》同等地位的條件下，批評者雖然注意到書中有淫穢描寫，內容上揭露現實，但並未隨意否定或乾脆置之不理。他們借用和發揮傳統的詩教說，一致肯定《金瓶梅》的懲戒作用。欣欣子《金瓶梅詞話序》主張樂而淫、哀而傷，對正宗詩教“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溫柔敦厚”加以反叛。同時有說這部百回小說“無非明人倫，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惡，知盛衰消長之機，取報應輪迴之事，如在目前始終”。袁宏道認為：“勝於枚生《七發》多矣”（《與董思白》）。薛岡說此書“頗得勸懲之法”（《天爵堂筆餘》）。東吳弄珠客雲“蓋為世戒，非為世勸”（《金瓶梅序》）。和素說“一百回為一百戒”（《金瓶梅序》）。張竹坡透過評點，想“洗淫亂，存孝悌”（《第一奇書》評語）。他們在藝術上讚賞的同時，從作用上這樣肯定，幫助了這部鉅著的刊印與流行。對《金瓶梅》地位、特點深入一步的研究，是從馮夢龍開始，到張竹坡、和素達到了新的高度。其核心思想是把《金瓶梅》與《三國》、《水滸》、《西遊》作比較分析，先提出奇書這一概念，而後認為《金瓶梅》是四大奇書中的佼佼者，因而有《第一奇書》之稱，實際上肯定《金瓶梅》是長篇小說的極峰（在《紅樓夢》之前）。題署張無咎述（可能是馮夢龍假託），得月樓刻本《（繡像）平妖全傳》敘雲：“小說家以真為正，以幻為奇。然語有之：畫鬼易，畫人難。”認為《西遊》幻極，不逮《水滸》。《三國》不足者幻，不是作者才藝不能幻，而是勢不得幻。指出《西遊》、《三國》寫神魔寫歷史的作品，在反映現實生活上的侷限。他看來，只有《金瓶梅》之類作品才兼有真幻之長。他把《金瓶梅》與《水滸》並舉，認為“《金瓶梅》，另闢幽蹊，曲中雅奏”，“可謂奇書”。《金瓶梅》不同於《西遊》的幻極，又不同於《三國》的不足幻。奇，不是指故事情節的曲折離奇，而是指透過藝術幻造藝術想象而創造出的虛實統一的藝術真實。《金瓶梅》的現實主義成就，大大促進了小說藝術思想的發展。李漁、張竹坡進一步總結《金瓶梅》等現實主義作品的藝術經驗，提出創作要以作家閱歷為基礎，“一一經歷過，入世最深”（張竹坡《第一奇書》評語），又不要求事事親身經歷。李漁明確闡述了藝術幻造在小說戲曲創作中的重大意義。他說：“幻境之妙十倍於真，故千古傳之能以十倍於真之事。”（《閒情偶寄·聲容部》）李漁、張竹坡都闡述了幻而能真、幻中有真，真與幻、虛與實之間的辯證關係，確立了現實主義小說戲曲藝術觀念，打破了視小說為正史之餘、國史之輔、“羽翼信史而不違”（修髯子《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