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壓力，而是來自家庭的過於謹慎。

他的夫人說：“這封信我看不用發了。就是發出去了，也不會有人管的，起不了什麼作用。”他的兒子裴申也說：“這件事你跟胡耀邦說什麼？胡耀邦同志那麼忙，怎麼有時間來管你這件事？你要是把信發去了，不是給人家中央領導添麻煩嗎？我看這信就別發了吧！”

面對夫人和兒子懇切的勸阻，裴文中長嘆一聲，無可奈何地仰靠在了沙發上，而後緊緊地閉上眼睛。

就這樣，由於家人的反對，這封本該及時發出的信最終還是被裴文中壓在了自己的枕頭底下，一直陪伴著他熬過生命的最後一程。

第一位發現“北京人”頭蓋骨的裴文中大師帶著深深的遺憾離開了這個世界，然而人們對“北京人”的尋找，卻並未因此中斷。

１９９６年初的一個夜晚，在日本東京的某醫院裡，一位日本老兵氣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老兵自感自己將要離開人世，便急召親朋密友前來身邊，對有關後事一一作了安排。而後，他示意身邊人員全部避去，只留下了專程趕來看望他的日本劇作家久三枝先生。

當晚，這位日本老兵與久三枝先生進行了一夜密談。就在這次密談中，老兵向久三枝透露了一個隱藏在心裡幾十年的重大秘密：

１９４１年，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佔領了中國北平，他作為日軍７３１部隊的一名大尉軍醫，奉命來到北平協和醫學院解剖室進行有關細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他來北平不久，日軍情報部門查獲了已落入美國駐北平海軍陸戰隊兵營中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並再度押送到協和醫學院秘密儲存並研究。於是，他被指定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體負責人。

１９４５年日本戰敗後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讓其迅速轉移“北京人”的命令。由於事發突然，時局緊張，“北京人”已很難安全運送出境。鑑於日軍大勢已去，並面臨行將變成戰俘的危險，焦急、恐懼而又萬般無奈的他，趁外部一片混亂之機，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將藏匿於協和醫學院地下室的“北京人”頭蓋骨化石以及孫中山的內臟等珍貴標本，匆匆裝箱後偷運出去，並在夜幕的掩護下，將這些東西輾轉運到距協和醫學院東約２公里的一個有很多古樹的地方，然後挖坑埋藏了。當這些化石、標本埋藏完畢後，為了便於日後查尋，他還特意用軍用砍刀在距埋藏地點不遠處的一棵粗壯的松樹上，劃掉了一塊長約１米、寬約２０厘米的樹皮，作為標記，以便來日辨認。當這一切在悄無聲息中完成之後，他又摸黑回到了協和醫學院。

之後不久，他被俘了。再之後不久，他被遣送回了日本本土……

在後來的歲月裡，這位經歷了人世滄桑、九死一生、罪惡的雙手沾滿了中國人民鮮血的原７３１部隊的日本大尉軍醫，始終將這個秘密埋藏於心底而從不肯向任何人提起。直至他這次生命行將結束之際，才終於向他的好友、劇作家久三枝吐露了此事。而且，當他講完這個秘密後，還為久三枝留下了他最後的遺囑：請久三枝一定要將這個秘密告知中國政府，以便讓珍貴的“北京人”化石及其他貴重標本早日回到中國的懷抱。

這個日本老兵為何要吐露這個隱藏了幾十年的重大秘密？劇作家久三枝解釋說，他的朋友作為日本軍隊的一員，在侵華戰爭期間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災難，在即將撒手歸天之際，他反思自己一生的所作所為，感到悔愧萬分，很對不起中國人民；尤其是他偷藏了既屬於中國也屬於全人類的文化巨寶“北京人”，更感到“有一種罪惡纏身不得解脫的冰冷”。為解脫這種罪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