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tolkachi）或者“二道販子”，如果沒有這些足智多謀的中介人來支撐這搖擺不定的大廈的話，蘇聯可能垮臺得更早。在寡頭當中，猶太人的比例很高，當然，在這些中介人中也一樣。

烏克蘭最臭名昭著的寡頭之一，弗拉基米爾·拉賓諾維奇解釋說：“因為是猶太人，所以我不能學醫。”後來，拉賓諾維奇又遭到了另一波反猶太浪潮的影響，被科技學院（Technical　College）開除了。然後，他被迫參軍，服了3年兵役。“我到部隊剛剛20天時，指揮官就問我們，‘誰能給我搞到5噸直徑是四分之三英寸的鋼管？’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是我還是自告奮勇地接下了這個任務。他接著問我，‘你要多長時間能搞到手啊？’我隨口說，‘至少一個星期。’就這樣，這份任務就交給了我！”拉賓諾維奇使出渾身解數，東奔西走，上躥下跳，甜言蜜語，甚至偷竊，最後終於搞到了鋼管，同時也開始了他充當中介人的職業生涯。大多數的猶太人企業家或者黑手黨的大佬，經歷也都和他大同小異。他們不僅僅在最艱苦的環境裡培養了創業技能，同時他們不像那些斯拉夫人一樣，他們沒有被沙皇和蘇聯官僚遲鈍懶散的傳統所壓垮，而這種傳統專門打擊個人主動性的任何跡象。

5。　迴歸以色列（11）

不是隻有猶太人具備這種能力，在俄羅斯黑手黨的大佬中，車臣人和喬治亞人也一直不少，這些人具備這種能力並非純粹巧合，他們也要在消費品匱乏的蘇聯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他們的發展歷程也同樣是富有傳奇性。這些興起於蘇聯偏遠邊陲地區的黑手黨大佬和寡頭們——儘管通常無法進入中央機構之中，但是他們也並非賤民。相反，他們被迫在國家的隱秘角落和力所不能及的地方尋求社會和經濟活動的機會。這種經歷對於許多人都是非常寶貴的，尤其是在後共產主義時代的俄羅斯，幫著他們應對了社會的劇變。

對於猶太人寡頭和黑幫大佬們來說，以色列既是一個退隱之地，同時，憑藉該國的護照，也是通向外面世界的大門。他們不希望引起人們的關注，也不希望給以色列帶來尷尬。這不是感情問題——這是策略，1995年在特拉維夫的丹全景酒店（Dan　Panorama　Hotel）的峰會上，最有影響的一些“教父”們精心制定的。許多大佬都參加了，包括非猶太人謝爾蓋·米哈依洛夫，大家一致確保不能冒犯以色列政府。崗特利夫解釋說：“他們決定不能在以色列施行暗殺，或者為了解決他們之間的分歧而殺人，這些人不想在這裡惹是生非。畢竟你還要在這裡大量洗錢；還要休息度假；並且這還是一個庇護所。而且，領到護照後你還可以周遊世界去。”

1996年10月，比爾·克林頓的顧問們說服他就“全球化的負面影響”發出警告，此時，俄羅斯的新貴們已經在以色列安頓好了。在聯合國成立50週年的紀念大會上，克林頓總統發表演講，號召全世界各國共同“打擊恐怖主義、有組織犯罪、毒品走私和核走私活動”。克林頓說“沒有人能夠倖免遇難”，他列舉了一些犯罪活動，如日本麻原彰晃的奧姆真理教（Aun　Shinrikyo）　在地鐵釋放沙林毒氣案，以色列和法國的手提箱爆炸案，俄羅斯黑手黨的猖獗，以及當年4月震驚美國的俄克拉荷馬爆炸案。

由於俄羅斯人大量移居以色列，華盛頓政府也把注意力轉到了這裡；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時，美國執法機構的長臂儘管已患關節炎，但是仍然敲開了耶路撒冷的大門，要求提供有關莫基列維奇和米哈依洛夫等許多寡頭和被指控的犯罪分子的資訊。在以喬恩·維納為代表的美國國務院的鼓勵下，以色列警方在1996年開始監視許多著名的俄羅斯人。現任以色列警方特別行動部情報主管的伊力特·鮑頓（Irit　Bou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