⑤《太公家教》撰者不詳，舊時蒙學讀本。此書唐宋時頗流行，後失傳。清光緒末年在敦煌石窟中發現抄本，由羅振玉編入影印的《鳴沙石室古佚書》。

⑥《急就篇》一名《急就章》，西漢史游撰。該書大抵按姓名、衣服、飲食、器用等分類編成韻語，多為七字句，以教兒童識字。因首句有“急就”二字，故名《急就篇》。

⑦其功德，當不在禹下唐代韓愈《與孟尚書書》：“愈嘗推尊孟氏（按：指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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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翻譯辯護

今年是圍剿翻譯的年頭。

或曰“硬譯”，或曰“亂譯”，或曰“聽說現在有許多翻譯家……翻開第一行就譯，對於原作的理解，更無從談起”，所以令人看得“不知所云”。①

這種現象，在翻譯界確是不少的，那病根就在“搶先”。中國人原是喜歡“搶先”的人民，上落電車，買火車票，寄掛號信，都願意是一到便是第一個。翻譯者當然也逃不出這例子的。而書店和讀者，實在也沒有容納同一原本的兩種譯本的雅量和物力，只要已有一種譯稿，別一譯本就沒有書店肯接收出版了，據說是已經有了，怕再沒有人要買。

舉一個例在這裡：現在已經成了古典的達爾文②的《物種由來》，日本有兩種翻譯本，先出的一種頗多錯誤，後出的一本是好的。中國只有一種馬君武③博士的翻譯，而他所根據的卻是日本的壞譯本，實有另譯的必要。然而那裡還會有書店肯出版呢？除非譯者同時是富翁，他來自己印。不過如果是富翁，他就去打算盤，再也不來弄什麼翻譯了。

還有一層，是中國的流行，實在也過去得太快，一種學問或文藝介紹進中國來，多則一年，少則半年，大抵就煙消火滅。靠翻譯為生的翻譯家，如果精心作意，推敲起來，則到他脫稿時，社會上早已無人過問。中國大嚷過托爾斯泰，屠格納夫，後來又大嚷過辛克萊，但他們的選集卻一部也沒有。去年雖然還有以郭沫若先生的盛名，幸而出版的《戰爭與和平》，但恐怕仍不足以挽回讀書和出版界的惰氣，勢必至於讀者也厭倦，譯者也厭倦，出版者也厭倦，歸根結蒂是不會完結的。

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干的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然而這怎麼能呢；指摘壞翻譯，對於無拳無勇的譯者是不要緊的，倘若觸犯了別有來歷的人，他就會給你帶上一頂紅帽子，簡直要你的性命。這現象，就使批評家也不得不含胡了。

此外，現在最普通的對於翻譯的不滿，是說看了幾十行也還是不能懂。但這是應該加以區別的。倘是康德④的《純粹理性批判》那樣的書，則即使德國人來看原文，他如果並非一個專家，也還是一時不能看懂。自然，“翻開第一行就譯”的譯者，是太不負責任了。然而漫無區別，要無論什麼譯本都翻開第一行就懂的讀者，卻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

八月十四日。

（原刊1933年8月20日《申報·自由談》，後收入《準風月談》）

①“硬譯”、“亂譯”、令人看得“不知所云”等，是當時報紙上對一些翻譯現象的批評。如《申報·自由談》1933年7月31日刊登林翼之《“翻譯”與“編述”》，8月13日又發表大聖《關於翻譯的話》，都對當時出版的“大部分”譯文表示不滿。

②達爾文（1809—1882）英國生物學家，生物進化論的奠基人。著有《物種起源》（一譯《物種由來》）等。

③馬君武（1881—1940）原名道凝，改名和，字君武，廣西桂林人，教育家、社會活動家。早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