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就是要把他對中土政治和儒林的影響力降到最低。後來因為行政區劃制度改革；罷州置郡；官僚數量減少；東都某些人為了把李百藥從邊陲荒蕪之地弄回來；就乘機免了他的官職。無官可做；絕於仕途；李百藥當然只能回家種田教書了；於是李百藥重回山東；於是李德林、李百藥父子的弟子門生、親朋故舊紛至沓來；而李氏家族的政治勢力因其“領袖”的迴歸再度凝聚到一起。

很快；李百藥在儒林的影響力就恢復如初；而他在儒林的影響力；與其在政治上的影響力基本一致；並且還有一定的放大效應。

中土儒林是中土貴族官僚的根基所在；儒林在學術上的理論和觀點；與中土政治是相輔相成的；兩者彼此需要；互相影響；共同發展；這也是以山東五大豪門為首的、以學術文化為基礎的豪門世家不但能夠延續千年；還能始終影響甚至決定著中土命運的原因所在；也是中土新興貴族和低等世家與這些超級豪門的根本差距所在；同時；這也是中土統一後中央集權制度改革最為核心的矛盾所在；最大的阻力所在。

自有記載歷史以來；中土的任何一種政治制度；都需要有與之相適應的學術理論；尤其自漢以後；政治制度與儒學理論的相輔相成就已經成為一種難以違背的天道法則。

漢武帝實施集權；獨尊儒術；罷黜百家；而董仲舒的新儒學則以“大一統”、“天人感應”和“以德治國”等新思想為漢武帝的中央集權“保駕護航”。然而；自魏晉以來；中土陷入長達四百餘年的分裂和戰亂；王朝更迭就如走馬燈一般迅速；門閥士族政治代替了中央集權制；董仲舒的新儒學也失去了“市場”；中土文化進入了儒道佛三教鼎立時期。在這種政治文化大背景下；中土由大分裂走向大一統；必然是疆土的大一統；政治制度的大一統；還是就是與政治制度相適應的學術理論的大一統。

現在；先帝、聖主還有他們的志同道合者；統一了中土的疆域；然後是實施政治制度改革；試圖完成政治制度的大一統；以中央集權制代替門閥士族制度；但依照歷史經驗；若想完成中央集權制度改革；必須同時進行文化大一統；也就是重建與中央集權制相適應的以“君權神授”、“天命論”為基礎的儒家學術理論。

然而；今天這個時代；不是獨尊儒術的時代；也不是諸子百家爭鳴的時代；而是儒道佛三教鼎足而立的時代；更嚴重的是；在三教相爭中；外來的佛家佔據了相當大的優勢；同源同流的儒道兩家聯手都未能擊敗對手；反而被對手打得節節敗退。

當然了；隨著中土疆域的大一統；隨著政治制度大一統的明朗化；隨著“大一統”改革的步伐越來越快；文化“大一統”也已成為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適者生存；凡順應潮流者必將生存；這是真理；也是天道法則；所以儒道佛三教都在努力適應時代；適應“大一統”的改革大潮。

佛教做為外來者；有著天生的劣勢；但它之所以能在中土蓬勃發展起來；與中土近四百餘年的亂世有著直接關係；而它對中土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的近乎瘋狂的滲透；不但危及到了王朝的興衰；也嚴重危及到了本土儒家文化的生存和發展；矛盾衝突在所難免；於是便有了歷史上的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兩次“滅佛”運動。佛家吸取了教訓丨為了生存發展；主動改革；不但在內部進行南北佛教的融合；主動配合政治上的需要；還在外部進行融合；在詮釋佛家經義的時候；大量吸收儒家和道家教義；甚至不惜代價篡改經文。

道教在三教中的實力排在最後；尤其北教；就是活躍在關隴的樓觀道；同樣在北周武帝的“滅佛”運動中慘遭滅頂之災；而南教“上清派”一直得到江左朝廷的支援；發展很快；但面對“大一統”的新時代；南北兩教也開始了互相融合；還主動吸收佛教教義；取長補短；竭盡全力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