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指利用文藝作品為異族侵略者的政治綱領和思想路線搖旗吶喊，為侵略行徑歌功頌德的文人。對這類作家的懲處，主要透過文藝批評和社會輿論。而張愛玲一直有著正常的生存空間，為社會和既存當局所認可，所以張泉認為張愛玲根本不應該被當作“文化漢奸”看待。在張泉的另一篇爭鳴文章《關於淪陷區作家的評價問題》中，更是肯定地說，把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作家張愛玲界定為“文化漢奸”，在學術上是謬誤的，在政治上是很不負責任的。他認為產生這樣的看法，一方面是由於思維方式問題，另一方面緣於所依據的材料不實。比如他指出，陳遼說張愛玲是指望胡蘭成對她在文學上予以提攜和支援，實際上，張愛玲在與胡蘭成相識之前就已經發表了《金鎖記》、《傾城之戀》等名作，在淪陷區上海已經是首屈一指的暢銷書作家，經濟上完全獨立，因此，“紅得發紫”的張愛玲完全沒有必要為登上文壇而依附於什麼人。從張胡二人的關係看來，只能說張愛玲缺乏敏銳的政治意識，而唯情主義又消解了她對人們現實政治身份的基本利害關係的判斷。張愛玲同世間任何人一樣，有其社會的、自身的、歷史的侷限。張泉借臺灣學者唐文標的觀點指出：“生活在那個時代是要有勇氣的，張愛玲的書寫與其說是嘆息，不如說她是在巧笑……；”“她的平淡而固執既是抗議，也是那個時代突起的，生命力的開花結果……”（唐文標《張愛玲研究》，1976年）

縱觀大陸學界對張愛玲政治文化身份地位的論爭，可以看到，張愛玲在大陸的接受史並不是只有一種聲音。抗戰期間中國人民所付出的巨大代價，讓我們對淪陷區的文學創作有各自不同的看法。這種觀點的歧異並不在作品的藝術性高下上，論爭各方似乎也都無意去談論作品的內部意義。張愛玲的接受史在大陸註定要有一個長期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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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劉再復、夏志清關於張愛玲文學史定位的基本價值取向之爭（1）

圍繞張愛玲的最後一次大的論爭是在張愛玲去世之後，進入新世紀的一場論戰。論爭雙方分別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重鎮——劉再復和夏志清。1995年張愛玲去世之後，張愛玲熱也達到了最高峰。兩岸四地學人紛紛撰文紀念。2000年香港嶺南大學主辦了“張愛玲與現代中文文學國際研討會”。集結各地的張學專家和張派作家，對張愛玲的作品做一較為全面的研討。會上，劉再復先生提交了題為《張愛玲的文學特點與她的悲劇》的論文。論文主要針對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中的相關觀點提出質疑與商榷。劉再復的質疑文章除研討會上提交的發言稿之外，還有一篇題為《夏志清先生的偏頗》一文，兩篇文章曾合起來以《張愛玲的小說與夏志清的》的題目刊登於《視界》第七輯。夏志清的反應文字主要有研討會上的講評文章《張愛玲與魯迅及其他》以及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體現出的一些觀點。

劉文首先對夏志清最早給張愛玲以文學史上的地位、對張愛玲作高度評價、把張愛玲的文學成就充分展示出來、使中國與世界的眼睛看清這個天才的作家，給以肯定，認為夏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中國現代文學史寫作的精彩之筆。其對張愛玲所作的闡釋有很多精彩的地方。比如夏志清指出張愛玲的藝術特色是“意象的繁複和豐富”、“對於人的性格的深刻的揭發”等。同時也指出有些地方是值得商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