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控申處辦公室裡，萬檢察官仔細詢問了有關情況，特別關於西湖區法院立案後約四個月未予審理、又轉到東湖法院的原因。瞭解了原江拖組織部長劉煥宇在訴訟前後的表現，市中院在清算組的法官，對是否應該開庭所持的態度；核實了本人對魏群所負責的《東民初字（2000）1198號裁定書》認為是枉法裁定的依據；徵求了本人對魏群、郭嵐、吳衛兵延誤辦案應承擔什麼責任的意見。萬檢察官一一作了詳細的筆錄，並讓我簽了字，按了指印。。

萬檢察官告訴我說：“這些天我與李檢察官進行了艱苦的調查取證工作，院裡有車就開車，沒有車就乘公共汽車，確實查到了很多問題，對有關涉案法官也進行了批評，我對他們說：‘你們的做法也太不應該了，這是飽漢不知餓漢飢，你們倒是每個月國家有工資發給你們，人家因勞動爭議的糾紛失業在家，沒有了生活來源，國家有法律規定應該開庭，你們不去跟人家開庭主持公道，現在倒好，延誤了辦案，這對人家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你們也應該想一想。’這幾個人被我講的無話可說。”

我深為感動，對市檢察院的檢察官不辭辛苦、秉公執法、認真辦案的態度，由衷地表示了感謝。

萬檢察官又給我看了市中院兩次發文的影印件，前一份是二○○○年九月十七日發給各基層法院的通知，檔案為《洪經初字（2000）114一4號》，所依據的是最高法院《企業破產法實行若干問題的意見》第十二條第二、三項，說是因江拖於九月十五日被宣告破產清算，終結江拖債權債務方面與經濟有關的民事活動；後一份是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發的，是為我提出再審申請後，發給東湖區人民法院，要求加緊複查再審並將結果上報中院的指示。

對於前一份檔案，我是第一次見到，就其內容來看，並不能說明其終結範圍也包括我起訴的勞動爭議案，如果說是包括了的話，參照《企業破產法》、《民事訴訟法》和勞動部與最高法院一九九六年八月協商一致的檔案規定，無疑是個失誤。

談到二○○○年十月十八日中院駐清算組法官的表示，萬檢察官說：“我們已找到了當時在場的焦宜松，另一個姓鄒的法官已經調到上海工作去了。焦宜松現在說的請況，跟你講的不一樣，講是他們叫東湖區法院不要開庭的。”

我感到非常意外，再複述了當時去江拖找到這兩位法官的情況。萬檢察官說：“現在這件事最好是你去當面跟他講，要他寫個證明來。”

我回家後，越想越感到不對勁，作為一個堂堂的中院法官，怎能這樣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呢？他既然會這樣做，以我這樣的身份去找他，他會能夠理睬我嗎？就又打了個電話給萬檢察官，問他是否能請他一起去找焦宜松。

萬檢察官表示不大好同去，說：“實際上讓你一個人單獨去找他也不妥當，我也曉得這些人說話不負責任，一會說東，一會兒又說西。”

“那能不能在你們再去找焦宜松時告訴我一下，好讓我當面跟他對質。”我提出建議。

“那樣也不好，除非以後開庭質證，那時倒是可以的，現在我們已經要求焦宜訟寫個證明材料來，等他交來了再說，我們也會設法與現在已在上海工作的鄒夢取得聯絡。”

提到我請市檢察院依法追究有什麼要求時，萬檢察官說：“是不是請東湖區法院賠償一下給你造成的損害，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由於焦宜松所作的證言，要依法追究有關法官的瀆職罪，恐怕有些困難。”

“我原來倒不是一定要追究他們的罪，問題是他們根本就沒有承認有錯的態度，即使就像兩輛騎著的腳踏車在路上不慎相撞，如果有過錯的一方能對被損害的一方說聲對不起，也許這件事就完了，何況這是法官知法犯法，拿老百姓太不當一回事了。再說東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