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編劇部門有“提出意圖”、“結構主要情節”、“新增次要情節”、“寫對話”、“加噱頭”等各個專門部分，均由足夠專人的人主持工作；導演部門有“主要導演”、專門負責各種型別場面的“助理導演”部分；演員部門有專門負責發掘演員的專家，演員又分為不同的型別。其他部門也都分工精細，並聘用各種專家各司其職。

這種‘流水’程式與其他企業的產品生產流水線一樣，都是高度發達的大機器生產時代的產物。

電影雖然是一種娛樂性的精神產品，但好萊塢從市場需要出發將其物質化、工業化了。

這種精細分工的結果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

一方面，在影片製作的每一個細部，如佈景設計、場面表現、人物對話等，會因為有相當精通的專業人士的把持，而做得非常優秀而精緻；另一方面，當每一個細部的專業人士都想表達自己的創作個性的時候，眾多的個性會由於相互衝撞和無法對全域性進行把握，而最終被淹沒在眾聲喧譁之中，成為生產程式化、標準化的附屬物。

雖然存在如此悖論關係，但是對於目前的好萊塢電影產業而言，精細化和現代化的專業分工仍然是提高產品以及產業品質的重要“關節”。

劇本交給編劇小組去根據事實資料充實，墨菲則考慮起了具體的拍攝計劃，首先就是製作理念。

影片最後的成片，必然要像劇本那樣，客觀而又冷靜。

在基本的敘事方面，墨菲準備使用常見的正反善惡對抗的敘事套路，卻是不常見的不刻意渲染緊張感和衝突對立關係的方式，他不需要在影片中製造挖掘真相要經歷的冒險歷程，更不會胡亂誇張來自教會的威脅和打擊，也無需反派人物的暗中破壞，甚至不準備使用太多主人公的內心掙扎和情感轉變。

在他的計劃中，這部影片只是剋制簡單、平實的展示這幫記者們如何履行自己的責任，用輿論之力和權勢抗衡。

從某些方面來說，與其說在影片當中對抗的雙方是正義與邪惡，還不如說是記者的職業道德的堅持與隨波逐流的放任。

這樣做除了是對天主教會的反擊之外，還能爭取媒體輿論的最大支援！

如今這個社會，誰也不能小看媒體輿論的力量！

沒有衝鋒陷陣的壯烈和戲劇化，而只有瑣碎的細小工作，但是對於追尋真相的新聞界而言，正是在這樣一步步的瑣事當中，累集起了改變現狀的力量。

這就是墨菲對於影片反映新聞工作者上的要求。

另外，在天主教醜聞方面，墨菲打算將影片的重點放在那篇著名的報道出爐之前的幕後工作之上，將案件的焦點——神父隱藏在敘事背後，這樣不僅可以給與影片更多空間去展現真正的主要人物記者們的精神，更重要是，避免了粗暴的價值判斷和戾氣十足的指責。

很顯然，犯罪神父的所作所為理應值得鞭撻，但是這並不是墨菲要做的事，他的影片會陳述揭露真相的過程本身，而對於真相持何種態度，就像最早他所想的那樣，交給觀眾自己選擇——觀眾在這種直接關乎到下一代的事情上面，比想象中更有洞察力和善惡心，遠不需要被指導和帶領。

事實上，這種對於結果的不予置評並不是墨菲刻意迴避問題的選擇。

恰恰相反，在太多類似的影片當中，導演或者編劇將自身的強烈的判斷植入到影片當中，將一紙影像化檄文呈現在了影院的銀幕上面。

這樣的選擇當然遠說不上錯，只不過在如此嚴肅敏感和涉及天主教這麼龐大的實力的影片當中，冷靜剋制的態度才能最終賦予影片更厚重的質感。

在這個涉及宗教、兒童、法律公平等敏感話題的真實案件當中，如何客觀誠懇的展現真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