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權**得以持續發展。”

“中國的皇帝們很早就意識到，僅有儒學作為中央集權**的思想武器還不足以鞏固中央集權**統治。社會還必須為社會精英提供進入仕途的機會，將他們編織進中央集權的國家機器。否則社會精英們將產生破壞中央集權**的巨大破壞作用。象著名的三國時期，諸葛亮、徐庶、龐統等閒散的知識分子演出了驚天動地的一幕，顯示了他們的巨大liliang。不知是否有直接因果關係，到了隋唐時期，中國便出現了科舉取士制度。”

“科舉制度顯然比看門閥出身更加公正，它為平民階層進入仕途提供了途徑。科學制度的本身並沒有問題，真正的問題是科舉主要考核什麼科目。在中央集權**的一統天下，諸子百家被罷黜，儒學被獨尊以利於維護中央集權**。儒學經典是考生重點研習內容；儒學lun理是考官判別優劣的標準。‘學而優則仕’以及進入仕途之後的豐厚收入形成對知識分子的強烈誘惑。為此，科舉制度實行以後，全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被吸引到了科舉這座獨木橋上。科舉制度成為向知識分子灌輸儒家教義、向全國普及儒家lun理的強有力的手段。因此科舉制度的實行比行政上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命令更有效地罷黜了百家、獨尊了儒術，使儒家這一有利於鞏固中央集權**的學派不斷發展、壯大，至今仍在發生作用；中央集權**也成為中國‘天下一統’時期的主要政體。中國的科學技術也進一步進入了難以發展的社會環境。”

“在這樣的科舉制度實行後，中國的知識分子們終日忙於死記硬背古籍，以圖做官發跡。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而一旦金榜題名夢想成真，官場的繁文縟節、明爭暗鬥又佔據了他們主要的時間與精力，使他們很難再有精力與閒暇去思考有關科技的問題。而科學技術缺少知識分子去總結、去研究是不可能迅速發展的，技術沒有知識分子去革新、去提煉，是不能進步的。於是猶如釜底抽薪，科舉制度抽去了知識分子這一科技發展所需要的乾柴，使科學技術的火焰難以熊熊燃燒。中國科學技術的發展再一次受到了打擊。到了明清時期，科舉以八股文取士，進一步禁錮了知識分子的思想，造就出來了一大批思想僵化的官僚，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科學技術的衰落。”

“考察一下明代的著名科學家的成才之路，我們就可以見到科舉制度對科學技術的危害。象徐光啟，在中了舉人的40歲以後才開始科學研究，成為農學、數學及天文學家；宋應星是中舉人的47歲後開始著手編寫《天工開物》。他們的青年時代耗費於科舉入仕。因此他們難以取得與他們同時期的歐洲科學家所取得的成就。李時珍14歲考取秀才後三次鄉試未中舉，這才放棄科舉，潛心學醫，因而在醫學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們在這裡說得刻薄一些的話，就是幸好李時珍早年棄學經醫，如果他zhende金榜題名、狀元及第，則中國將很難有《本草綱目》這部偉大的醫學著作。還有象徐霞客早年擯棄科舉入仕的道路，在母親的鼓勵下，立志遍遊名山大川，成為著名的地理學家。上述例子都表明了這樣一種現象，即離開或完成了科舉入仕道路的中國知識分子，才有可能在科技的道路上有所成就。可以說以儒家學說作為主要擇仕用人標準的科舉制度，誤導、耗費了中國大量的、對科技發展有用的人才。”

“由於明代的科技發展既受‘一統天下’的社會環境的危害及儒學正統思想的阻礙，又因科舉制度而缺少從事科技研究的知識分子，所以這個時期的科技發展較兩漢及唐代更為緩慢。而科舉制度對科學技術發展所表現出的種種弊端，則是來源於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及為維持這種制度而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政策。”；

“中國的科學技術在一些歷史時期內緩慢發展，以至於在清代時徹底落後於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