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北京人”的渴望，已經不僅僅只為實現魏敦瑞博士的臨終囑託了，還為洗清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他早已下定決心，要把尋找“北京人”作為終生追求的一項事業來做。因此，哪怕有關“北京人”的一點點訊息傳來，都會令他激動不已。

夏皮羅匆匆用完早餐，走進辦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撥弗利辦公室的電話。

對方接話的人是戴維斯。

經過與戴維斯簡短的對話，夏皮羅立即意識到，可能會有新的重要的資訊出現。他雖然還不知道事情將會怎樣發展，會取得什麼樣的效果，但他感到很有必要馬上見到弗利博士。於是，夏皮羅再次拿起電話，向戴維斯談了打算與他和弗利先生會面的想法，並希望會面越快越好。

很快，對方同意了，並將時間約定在當日上午９點。

由於時間緊張，夏皮羅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服飾，特意帶上一臺袖珍錄音機，接著匆匆下樓，驅車穿過熙熙攘攘的城區，然後興沖沖地來到了紐約東６８街弗利博士的辦公室。

一進門，弗利和戴維斯已經坐在那裡等候了。弗利首先伸出了熱情的手，以示歡迎這位大名鼎鼎的古人類學家的到來。由於弗利正忙著處理一件事務，所以雙方剛見面不過幾分鐘，談話尚未切入主題，弗利便急著要離開，只好讓夏皮羅先聽戴維斯談談他所知道的情況。

戴維斯領著夏皮羅來到一間沒有人的辦公室，兩人坐下後，沒有過多的寒暄，便言歸正傳。

未等對方開口，夏皮羅首先很有禮貌地問了一句：

“我可以用錄音機錄下我們的談話嗎？”

“當然可以，隨您的便，夏皮羅先生。”對方回答得很痛快。

於是，夏皮羅開啟了錄音機。在靜靜在小屋裡，戴維斯開始緩緩講道：

那是１９４１年秋季，我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當一名司藥中士，駐在秦皇島的霍爾庫姆營地。我屬下的１７名海軍陸戰隊員組成的一個醫療單位，歸弗利醫師指揮。當時弗利是駐在天津的一個海軍陸戰隊的軍醫。

那時，中國的局勢已非常緊張，日本的軍事擴張隨時會擴大範圍，於是美軍最高指揮層決定把駐在北平、天津、秦皇島由哈斯特上校指揮的海軍陸戰隊一律調往菲律賓基地，準備阻止日軍在那裡登陸。但事實上日本還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後在菲律賓實施了登陸。我們預定於１２月８日搭乘“哈里遜總統號”輪船從秦皇島出發。

在１１月底，我接到了弗利醫師從天津打來的電話，說有幾隻標著他姓名的軍用提箱，正從北平運到霍爾庫姆營地，他在電話裡一再囑咐，那是私人行李，先留在營地，等到１２月８日再裝船運走。在運走之前務必要小心看守才是。

不久，有一列從北平開來的貨物列車停在營地裡的側線上，卸下了弗利醫師的軍用提箱。為了安全起見，我把這些箱子放在了我的房間裡，跟別的待運的行李放在一起。

１２月８日，紐約時間１２月７日清晨，當我一覺醒來的時候，從視窗看到營地已被日本人包圍，六七架日本飛機在營地上空盤旋，發出隆隆的震人的聲響。我往海港看了一眼，發現日本軍艦的炮口已衝向我們的營地。

出事了，一定是日本人和美國幹起來了。我的腦海中剛劃過這個念頭，就聽見包圍的日軍用喇叭喝令我們投降。我立即在房間的箱子上架起一部機槍，準備抵抗，同時迅速打電話到北平的海軍陸戰隊司令部報告情況。司令官哈斯特上校告訴我，北平陸戰隊兵營也遭到了日軍的包圍，讓我先守住營地，等待指示。由於當時的局勢已無法挽回，我們最後還是奉哈斯特上校的指令向日軍繳械投降了。隨後，日軍立刻把營地裡的海軍陸戰隊員逮捕，在把我們押送到天津去監禁以前，日軍准許我們每人把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