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表示不滿。他在上海指著報紙上林彪題寫的“四個偉大”問身邊人：“誰封我四個官呀？”“什麼永遠健康，難道有不死的人嗎？”

鼓吹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本是林彪得到信任，威望提高的重要原因。然而，在對待個人崇拜問題上，毛澤東的思想卻是變化的。他一方面說過要搞正確的個人崇拜，但同時，他又有多次不同意對自己過分吹捧。

珍寶島事件後，毛澤東與林彪在外交、戰爭等問題上發生了根本性分歧。１９６９年珍寶島事件後，面對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攻勢，毛澤東感到腹背受敵對中國不利，便考慮進行外交戰略的調整。他首先請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和葉劍英四位老帥研究國際戰略格局，向中央提出戰略性建議。四位老帥向中央提交的報告認為：在世界範圍內，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蘇美矛盾大於中蘇矛盾。蘇美矛盾比較集中在歐洲和中東，反華大戰不致輕易發生。四位老帥建議：應從戰略上利用蘇美矛盾，舉行中美高階會談，開啟中美關係。老帥們的建議引起了毛澤東的深思，他接受了老帥們的建議，決定調整我國的外交戰略，採取了兩項決策：一是同意蘇聯總理柯西金同周恩來９月１１日在北京首都機場會晤，促成了１０月２０日開始的中蘇邊界談判，把中蘇關係從戰爭邊緣拉了回來；二是利用尼克松剛剛上臺的時機，先是在天安門上接見延安時期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斯諾，後又開展乒乓外交，同意安排尼克松訪華，希望儘快開啟中美交往的大門。對於毛澤東的這兩項決策，林彪均持不同意見。他堅持戰爭不可避免，要與蘇聯對抗到底。幾十年領導和指揮軍隊的經歷，使毛澤東對軍隊問題異常重視。九大期間，他特別指出：軍隊，我不相信就那麼太平無事。那麼太平嗎？太平只能太平一個時候。此後不久，有兩件事引起了毛澤東的警覺。第一件是林彪先斬後奏，向全軍釋出“緊急指示”，即“第一個號令”。“九一三”事件後，“第一個號令”被說成是林彪“揹著毛主席、黨中央，藉口‘加強戰備，防止敵人突然襲擊’，擅自發布”的，“實際上是一次篡黨奪權的預演”或“反革命政變的預演”。從“九一三”事件發生多年後陸續披露出來的材料看，“第一個號令”的釋出有著極其複雜的原因，上述說法未免失之偏頗。

除開“第一個號令”之外，“締造”與“指揮”之爭也大大刺激了毛澤東，引起了毛澤東對林彪的懷疑。１９７０年７月，在起草紀念“八一”建軍節的社論時，有人對兩種提法發生了激烈爭論。一種提法是“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締造和指揮的”，另一種提法是“人民解放軍是毛主席締造的、林副主席指揮的”。７月２９日，毛澤東與周恩來、黃永勝談話，明確指出：兩種意見，我都不贊成。締造者不能指揮，能行嗎？締造者也不光是我，還有許多人。然而，“兩報一刊”刊出的社論並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意見概括，仍說“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締造和領導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揮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毛澤東對此極為不滿。１９７１年毛澤東南巡中，多次提到兩種意見的爭論，他認為關於軍隊的締造者與指揮者的爭論，關鍵在於指揮權的歸屬。他一針見血地說：“締造的就不能指揮呀！”

15　林彪的陰謀和下場（下）

最重要的分歧當然是毛澤東和林彪集團關於設不設國家主席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