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也顫巍巍地走到我繼母的房裡來。他一開口就落淚。那時我第二個二嬸的墳在不久以前被盜，始終查不出盜墓人。我二叔也找我表哥來按“卜南失”，把二嬸的靈魂請來問個明白。結果什麼也講不出來。以後我們對這個把戲就失掉了興趣，“卜南失”也不知讓我們扔到哪裡去了。當時我們並不相信鬼，也知道這只是一種把戲。但是我們講不出什麼道理。後來我讀到《新青年》雜誌上發表的陳大齊的《闢靈學》，才知道這是一種下意識作用。我早已忘記了“卜南失”的事情，一直到一九三九年寫《秋》的時候才想起了它，我把它寫進小說裡面，無非說明覺新對死者的懷念。蕙的靈柩不入土，覺新始終不能安心。覺新也想借用這個東西來刺激周家的人。“卜南失”在紙上寫的話全是覺新一直憋在心裡的話。例如“枚弟苦”，“只求早葬”。還有“人事無常，前途渺茫，早救自己”這幾句其實就是覺新本人當時的思想：他對前途悲觀，看不到希望。但是他仍然想從苦海里救出自己。

蕙死在《春》裡面，可是到了《秋》，她的靈柩才入了土。我在談《春》的文章裡就說過，蕙的安葬就是寫我三姐的葬。要是沒有我姐夫不肯安葬我三姐的事情，鄭國光也許就不會讓蕙的靈柩爛在蓮花庵裡。我既然想不到，也就寫不出。我今天翻看我大哥三十二年前寫給我的舊信，還讀到這一段話：

三姐之事，尤令人寒心。三姐死後即寄殯於離城二十餘里的蓮花庵，簡直無人管她。陰曆臘月二十二日我命老趙出城給她燒了兩口箱子，兩紮金銀錠。老趙回來述說一切，更令人悲憤不已。當與蓉泉大開談判，但是毫無結果。現已想好一種辦法，擬於年節後找他交涉。……

我大哥信裡所說的“辦法”我已經在《秋》裡面寫出來了。蓉泉便是我那位姐夫的大號。他正在準備舉行新的婚禮的時候，讓我大哥設法請到我們家裡，談了好久，終於不得不答應安葬三姐。所以兩個多月以後，大哥來信便說：“三姐定於三月初八日下葬。她可憐的一生算是結束了。”《秋》的讀者單單從這裡也可以知道我不過是一個加工工人，用生活的原料來進行了加工的工作。生活裡的東西比我寫出來的更豐富，更動人。沒有從生活裡來的原料，我寫不出任何動人的東西！

談過了覺新，就應該談覺民，但是關於這個年輕人，我似乎沒有多少話可說。在《家》裡面，覺民很像我的三哥（我第二個哥哥）；在《春》裡面他改變了，他的性格發展了。主要的原因是覺慧走了以後，高家不能沒有一個充滿朝氣的年輕人。否則我的小說裡就只有一片灰色，或者它的結局就會像托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結局。人死了，房子賣了，失掉丈夫和兒子的主婦空手回孃家去了，留下離婚兩次的姑太太和老小姐們寂寞地談著過去的日子。兩年半以前去世的托馬斯·曼被稱為批判的現實主義最後的一位大師，他這部在二十六歲寫成的關於德國資產階級家族的小說已經成為近代文學中不朽的名著。他寫了一個家族的四代人，寫了這個家族的最興盛的時期，也寫到最後一個繼承人的夭亡。他寫了幾十年中間社會的變化，篇幅可能比《秋》多一倍或者多一半。他的確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我的作品只能說是一個年輕人的熱情的自白和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