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眼淚，有時憤怒，有時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陽路）一個弄堂的亭子間裡開了頭，後來在拉都路（襄陽路）敦和裡二十一號三樓續寫了一部分，最後在霞飛路霞飛坊五十九號三樓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到一九三七年的事。《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發表過，它是我一口氣寫出來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島”（日本軍隊包圍中的租界）上，主要是為了寫《秋》。人們說，一切為了抗戰。我想得更多，抗戰以後怎樣？抗戰中要反封建，抗戰以後也要反封建。這些年高老太爺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寫《秋》的時候，感覺到我在跟那個腐爛的制度作拼死的鬥爭。在《家》裡我的矛頭針對著高老太爺和馮樂山；在《春》裡我的矛頭針對著馮樂山和周伯濤；在《秋》裡我的矛頭針對著周伯濤和高克明。對周伯濤，我懷著強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實的人，但是我看見不少像他那樣的父親，他的手裡緊緊捏著下一代人的命運，他憑個人的好惡把自己的兒女隨意送到屠場。

。　想看書來

關於《激流》（3）

當時我在上海的隱居生活很有規律，白天讀書或者從事翻譯工作，晚上九點後開始寫《秋》，寫到深夜兩點，有時甚至到三四點，然後上床睡覺。我的三哥李堯林也在這幢房子裡，住在三樓亭子間，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從天津來的。第二年七月我再去西南後，他仍然留在上海霞飛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回上海送他進醫院，在醫院裡他沒有活到兩個星期。他是《秋》的第一個讀者。我一共寫了八百多頁稿紙，每次寫完一百多頁，結束了若干章，就送到開明書店，由那裡發給印刷所排印。原稿送出前我總讓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時也提一兩條意見。我五月初寫完全書，七月中就帶著《秋》的精裝本坐海船去海防轉赴昆明瞭。我今天向一些年輕朋友談起這類事情，他們覺得奇怪：出版一本七八百頁的書怎麼這樣快，這樣容易！但事實畢竟是事實。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摘自《巴金談創作》，本文題目為編者所加。）

我記憶中的大哥（1）

紀申

為了解答電視連續劇《家·春·秋》的編劇、導演、演員、美工等同志提出的一些問題，有助於他們對原著精神的理解，加深對時代背景、地方色彩以及封建禮教的認識，總盡力追尋記憶，用往事中的實際事例和自己的感受給以說明。到該劇攝製完成後又連看了三次錄影，使得我當時心潮起伏，頗為激動。特別是劇中覺新這個人物的經歷和命運，更無處不勾起我對往事的回憶，真是思緒萬端，似有許多話想說，卻又不知該從哪兒講起。四哥（巴金）在《和讀者談“家”》一文中曾直率地說：“覺新是我的大哥。他是我愛得最多的人。”如果把他的另一篇回憶文《做大哥的人》拿來跟小說《家》的第六章兩相比照，一看就十分清楚明白了。其實小說初版的第六章本冠有《做大哥的人》這個標題的。不過後來他又把全書的標題通通給刪去了。關於這部小說他寫過不少文章闡述種種，用不著我再作添足之舉，只不過想記下大哥（不是覺新）在我記憶中的一些瑣事與印象，以抒思懷而已。

大哥學名李堯枚，字卜賢小名果麐，以字行。人多喚他李卜賢，學名倒鮮為人知。我母親在家裡有時也叫他“老果”。學名是按祖上定下的“道、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