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訟紛紜，才會令有的人怎麼也找不到感覺，敬而遠之，甚或不敬而棄之。

秦可卿、賈元春、妙玉這三釵之謎，最難破解的是妙玉。不僅八十回後妙玉的結局究竟如何是個大謎，就是前八十回《紅樓夢》裡，妙玉那放誕詭僻的性格本身，也是一個謎——這性格是怎樣形成的？需要破解的，不僅是人物的“後傳”，其“前史”也令人意想懸懸。撰寫“三死”最後一“死”過程中，王蒙來電話，問及我“忙些什麼”，我在電話裡剛吶出“妙玉”芳名，他那邊便本能地反應道：“妙玉討人嫌！”此答令我甚喜。喜的當然不是他對妙玉的直感式評價，而是能以無遮攔的真性情相對，並無意中大大啟用了我解讀妙玉那招人嫌厭的乖僻性格的決心。王蒙的研“紅”，是把曹雪芹的前八十回和高鶚的續書作為一個整體來發言的，無探佚之意；我則把高續視為與曹雪芹原著原意不相干，甚至大相徑庭的另一回事；妙玉在前八十回中只露出“過高”、“過潔”的一面，八十回後曹稿無存，而高續大加荼毒，也難怪不少讀者對她嫌厭，甚至視為“假惺惺”。我曾在１９９８年，兩次撰文探討妙玉性格及命運的底蘊，都發表於《解放日報》《朝花》副刊，現在把完成的《妙玉之死》和那兩篇文章對照，可以看出我的思路是在不斷地調整。我覺得我在《妙玉之死》中，對妙玉性格的形成、發展，以及那放誕詭僻的性格最終怎樣開放出悽美至善的人性花朵，做到了綿密細緻地層層推進，並自圓其說。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借妙玉之吟，有“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誰言”之嘆；我這探佚小說，至多隻是對曹公雅趣的一種刻意靠近罷了，但正如“疑義相與析”一樣，曹公如此刻畫妙玉性格命運的雅趣，也需要我們相與究析；我期待著同好的批評指正、詰駁論辯。

有人問我：你從事“紅學”探佚，寫這三釵之死，難道沒有某種對現實的關照，寄託於內麼？那種狹隘的“關照”，如影射、比附，是沒有的。但廣義的、深層的關照，又是不言而喻的。這些“紅學”探佚文字裡，融化著我的生命體驗。我早在１９７８年，就寫過一篇現實題材的短篇小說《我愛每一片綠葉》，從內心深處呼籲尊重個性，二十多年來，這訴求一直貫穿在我的文字中，如最近由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非虛構長篇小說《樹與林同在》，更強化著這一旋律。我坦承，自己的性格是比較孤僻、比較難於被泛泛接觸的人理解與容納的，因此，解開妙玉那“討人嫌”的性格核心中的人性之謎，於我來說，也確有某種特殊的迫切性。既然“性格即命運”，那麼，我的性格，我的直面現實的文字，乃至我的“紅學”探佚小說，融為一體，正是我無可逭逃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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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寶琴為何落榜（1）

這個問題的更準確的提法是：薛寶琴為何被排除在“金陵十二釵正冊”之外？

我們都知道，在《紅樓夢》第五回，賈寶玉在太虛幻境的“薄命司”裡，偷看了暗示書中諸女子命運的簿冊，首先翻開的是“金陵十二釵又副冊”，只看了關於晴雯和襲人的兩頁便擲下了，從中讀者可以領悟，“又副冊”裡大概收的都是與晴、襲相類似的大丫頭，估計紫鵑、鶯兒等都在其中；後來又寫到揭看“金陵十二釵副冊”，卻只看了一頁，是關於香菱的，因“仍不解”，竟又擲下，不過讀者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