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冗官過多，使得朝廷行政效率極其低下。六部之中的官員經常互相推諉，堂倌推給司員，司員推給書吏，常常是一些重要的檔案變為一紙空文。 外省督撫大臣要辦一件事，往往要從縣一級開始逐級上報，到他們手上最快有時也要數月。 而為了起到互相節制的作用，朝廷還常常在一個職位上設定數人，最後各個官吏均懶於從事，導致一事無成。 比如清初漕運每年四百多萬石，運米本來是商人的事，朝廷卻設總督一級的官員辦理，沿途各艙搬丁、搬運船丁等多達十萬人。 由於冗員過多，致使每擔米的運費高達十八兩，僅漕運一項，國家每年要支付千萬兩白銀，成為財政上的一大負擔。 而且冗官、冗員過多，也會嚴重敗壞官場風氣。導致在職官員大多委瑣因循以自保，而等待上位的官員則拼命鑽營。 如此上行下效，自然令官場黑暗無比。所以才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之說。 至於胥吏就更多了。 據史料記載，清朝中期，直隸省大縣胥吏一千餘人，小的也有數百人、百餘人。 乾隆年間，有的知縣下鄉驗屍，帶著仵作、刑書、門印、簽押、小使、六房、三班，以及本官儀衛、皂隸、馬僕、轎伕一同前往，多達一百多人。 而這些胥吏大多是沒有正式編制的，也就是說縣裡不會發給工資，最多隻是管飯而已。 如此一來，那些胥吏要想賺錢，自然是想方設法，以權謀私，營私舞弊，甚至盤剝百姓，敲詐勒索。所以古代才有“無吏不貪”之說。 …… 因此項南才要改革官制，一來明確各部官員的職能，免得有事沒人做，出錯沒人背；二來解決胥吏的問題。 保證每項工作都有人完成，既不造成工作積壓，也不造成人員閒置。 這樣一來，多出的胥吏就不允許再有了。往後每查出一個胥吏，就直接找官員問責。 另外就是給胥吏提升的渠道。 胥吏之所以有“無吏不貪”之說，除了沒有編制，沒有工資之外。另一個原因，就是胥吏不能升職，甚至連科舉都不能參加。 明太祖朱元璋專門立法，把皂隸、馬快、步快、捕役等胥吏與倡優等行業一起，列為賤民，這些胥吏及後代不得參加科舉。如有違反，杖責一百。 清朝時候對胥吏稍微開恩，規定每五年進行一次考試出職，但所獲得的職務最高不能超過九品。 胥吏的升遷之路被堵死，又沒有工資領，那除了以權謀私、營私舞弊之外，也沒得可做了。 畢竟胥吏雖是朝廷不入品級，比芝麻綠豆還小的人物，但在老百姓的心中，他們卻都是手握重權的大人物。 單是看城門的兵丁，都敢肆意勒索過路的百姓、商販，不給個過路錢，不留下點什麼，都不讓從城門過。可以說是雁過拔毛，大糞車經過都得先嚐嘗鹹淡。 所以他們對百姓傷害也最大，因此才有“閻王好見，小鬼難纏”，“任你官清似水，難逃吏滑如油。”之說。 而如今，項南改革官制，解除對胥吏的禁令。 胥吏能夠升遷，能夠參加科舉，能夠擔任大官。 官和吏都是三年一查，優等的升遷。比如捕快升做巡檢，巡檢升做主簿，主簿升做縣丞，縣丞升做通判，通判升做御使…… 其實吏因為負責具體事務，辦事能力甚至是強過官的。畢竟官大多是來自科舉或捐官，學得多是四書五經之類，或者單純有錢買官做，之前並沒有做過官，沒有實際行政經驗。 很多官員上任之後，面對一縣大大小小的事，頭都大了。甚至連《律例》都不知道，審案都不知該用哪條法。 相比起來，負責刑名的胥吏，是不會不熟悉《律例》的。對於審案，他們就比官老爺懂得多得多。因此把他們拒之門外，實在不公平。 …… 項南大手一揮，要改革官制，百官們是無人不敢順從。 一來，項南威望夠高，這些年開疆拓土，富國強民，在百姓百官中都擁有極高的聲望。 二來，項南手段夠狠。這些年嚴查貪官汙吏，每年被殺頭就多達上千人，至於抄家的、流放的、杖責的、貶官的，更不知道有多少，比之明初的朱元璋下手還狠。 三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