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過去的的年代，只算戶頭，不會直接算到每個人頭上去。大概是清朝中期吧，政府稅收是按田的數量來徵收的，由於田的過於集中。地主也隱瞞土地數量，導致了政府稅收不能完全收到，而後才有按戶頭收，也不管你戶籍裡有幾個人，才導致了請中期的人口增長過快。政府只認戶頭，不認你戶頭裡的人數，一個村莊也是數你村莊裡的煙囪，也不會說你村莊裡有多少人，只是說你村莊有多少灶煙。在這裡，灶就用來做量詞。一灶煙就是一個戶頭，就是一家人，沒有分家的。如果是分家了，即使沒有房子分出來，也會在同一個房子裡也必定要砌過灶臺，除非生活十分緊張的，分家了才會同一個灶臺做飯。在銀井灣的過去的年代裡，也曾出過地主，是那種很有錢的地主，但地主與人為善，不會欺壓村民，地主家的後院建起個望煙樓，站在望煙樓上，可以看到全村的煙囪，甚至還能看到別的地方的煙囪。那時候的條件並不是很好，村莊裡的房子只有一層，歇山頂，蓋瓦。稍微建個二層多的臺子就可以看到全村莊的屋頂，更別說是各家各戶的煙囪了。地主有個習慣，早上起來什麼事都不做，喝了茶就登上望煙樓，一站就是半天，一直要等到全村莊裡的煙囪都起煙了，才會去做事。真若是看到誰家的煙囪一早上都沒有升起煙來，就會派人去那家的家裡看看，是不是沒有了米或者是沒有了柴火，不能做飯了。地主就在家裡等，等他自己派出的人回來稟報，若是確確實實是因為有病有災了，而不是好吃懶做原因的，地主都會把米送去給那個煙囪沒有起煙的人家，讓人家做飯吃。稱為地主也只是在國內土地革命的時期的稱呼，以前不叫地主，叫大戶人家，有錢有地。這裡的地主是泛稱，而確切的稱呼地主的只是簡單含義，理解成土地的主人，這在南方的農村還是有著很多這樣的說法：比如說在哪裡建個亭子或者其他的公共設施，為表達對人家的尊重，在亭子或者是其他的公共設施建好以後，會立個石碑，把相關的人員刻在石碑上。做亭子的大多把名字可以桁條上，上面就明顯刻著地主某某，而且位置還是靠前的，在解放前，所有的土地上私有制的，能捐出土地來做善事，善莫大焉。陶磊在附近的亭子裡也看到過自己祖輩的名字，心裡是無比的自豪，這都是後話。對於地主的說法，相對來說，叫鄉紳還是比較貼切的，因為有地，而且是比較多的地，也就沒有了窮苦，更不必為了身上衣裳口中食而到處奔波。餘下多的時間就會想到人的更高層次的需求，讓孩子去讀書，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家裡有錢有地了，能吃飽了，不凍著了就想認幾個字。認了字就會看書，書看得多了也就懂得了禮儀，知道了社會次序，也懂得去教化別人，最後就成了道德的維護者。在村莊裡就有了威信，繼而去管理家族的事和村莊裡的事，最終成為有名望的鄉紳。在封建社會里，政府最末節的機構就是縣衙，縣官是最小的官員，就是平時所說的七品芝麻官。但有幾個地方的縣官是六品的。縣以下的事務就得靠地方鄉紳去協助管理，而這些鄉紳幾乎都兼著家族裡管理人員和地方的保甲長。然而大部分的鄉紳還是有良知的，為民請願，在荒年組織村民抗災，梳理灌溉系統。但也不泛有無惡不作的惡棍，成天想著坑害村民的。所以，一家人得有個灶臺，有了灶臺就有了灶司公，也就是灶神爺，也就有了煙囪，有了也村莊裡的存在感。村莊裡有個輕重急緩的事就有人來通知你了，有了好處也會按照村莊裡煙囪去分。陶寬媽在家裡的時候，也不太去清理灶臺的清潔衛生，都是自己的家裡的男丁去處理。現在，陶寬爺爺看到了陶寬媽去清掃安置灶神爺的地方，陶寬爺爺就有些急了，趕緊得讓陶寬媽下來。陶寬媽不明就裡，還以為陶寬爺爺不放心自己能清掃乾淨，但看到了陶寬爺爺嚴峻的神色，陶寬媽再怎麼不懂事也會停下手腳。陶寬爺爺看到陶寬媽停了下來，臉上自然就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