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匈奴、突厥問題基本解決，部分歸順中原王朝，部分遷徙到中亞、中歐。可到了宋朝形勢卻發生了鉅變，給宋朝統治者出了個大大的難題。

首先，對手不同了。以現在對國家的定義上，匈奴、突厥並不是真正意義的國家，他們僅僅是一個遊牧民族，居無定所，靠天吃飯。這兩個遊牧民族是真正國際化的民族，活動範圍涉及歐亞非。他們對漢唐侵犯往往是襲擾xìng的。目的是強奪食物和其它生活資料。一般而言，他們對生產資料不感興趣。當大漠風調雨順，牛羊féi美時，他們不會對中原地區構成任何威脅，當乾旱等自然災害使他們的生活無法過下去時，到中原地區搶奪食物便是他們生存下去的唯一選擇。農業人口居有定所，住地分散，便於掠奪，如果遇到抵抗，他們往往也是打得過就打，打不過就跑。

反觀宋朝立國之前，遼已經是中國北方的主要強國，早在後梁成立之時，遼太祖耶律阿保機就已經脫離唐朝。石敬瑭割“幽燕十六州”與契丹，那時候，耶律阿保機已經死去，他的兒子耶律德光已經接替了契丹國主的位子。其時中原仍處唐末軍閥割據時代，政權更迭頻繁，戰luàn不止，中原地區政權最長的不過十七年，最短的只有七年，五十年竟換了五個朝代，十幾個皇帝。遼國正是利用中原húnluàn之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挑撥離間，然後坐收漁人之利。

到後周時，遼國已經成為中原王朝的主要敵人，後周世宗曾經北伐，但“幽燕十六州”仍然未能收復，當宋立國之時，遼已經正式立國五十年，他們已經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帝國，而且他們已經不是真正的遊牧民族，而是一個被儒化的半農業文明國家。除吐蕃逐部外，宋周邊的大理、西夏同樣具有這種xìng質，土地對於一個農業國家意味什麼，無疑是不言自明的。

因此，無論是宋遼，宋夏之間的戰爭，兩國之間的戰爭已經不是搶奪食物的戰鬥，而是生存資源和生存空間的爭奪。一旦涉及這方面的爭奪，就是寸土必爭的問題了，誰擁有土地就是擁有生存權。所以宋遼戰爭、宋夏之間的戰爭必然是殘酷的、持久的、難分勝負的，不是一場戰鬥的勝負就可以決定戰爭命運的。

其次，發動戰場的動力不同。宋統一北方的動力，是儒家傳統的使命和皇朝的榮譽使然，北方民族國家向南擴張的動力是生存環境壓力和追求財富的結果。這種動力誰強誰弱，一望自知。在惡劣環境下生長的民族，其求生本能，戰鬥意志，群體意識，獻身jīng神都遠遠超越那些生活在優裕環境的民族國家，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歷史所證明。

自漢以後，北方自然環境每況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趨嚴重。昔日繁華的樓蘭、高昌、敦煌漸漸地被沙漠掩埋。進入五代十國時期，地球進入氣候乾冷時期。中國北方的幹漠化日趨嚴重，這一現象到了宋代尤為嚴重，它甚至切斷了著名的陸上絲綢之路。這一切加劇了所有生活在中國北方的民族，特別是遊牧民族的生存危機。遷徙和改變生活方式是他們面臨危機的幾乎唯一的選擇。同樣，由於中國特有的地理環境，又使南部成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廣袤的沖積平原，土地féi沃是農業最佳的地區，正是南方的這種特xìng，除了洪水氾濫對人類構成較大的威脅外，南方的生存環境要比北方優越得多。自隋唐以後，中國的南部地區已成為經濟發達地區，它正替代傳統的中原地區，成為中國的經濟與文化重心。

因此土地荒漠化，使生活在北部區域的廣大遊牧民族生存空間大為壓縮，他們可選擇的放牧空間也在不斷退化。遷徙成為必然的一種選擇，實際上，從漢未開始，中國北方民族就開始一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