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能鸚鵡學舌般將那“青城訣”唸了一遍。除此之外，就是“眼花繚亂”。

不過有一點總算是弄明白了，那就是推進城鄉一體化有兩大難題，一是“人往哪裡去”，二是“錢從哪兒來”。我們知道，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推進城鄉一體化，直接的動因就是要解決“三農”問題。“三農”成為問題，原因是城鄉二元結構，癥結則是地少人多，因此必須“精簡農民”。這才有了“三個集中”，包括“農用耕地向規模經營集中”，也叫“土地向經營者集中”。土地向經營者集中以後，由於是規模經營，農民就從土地上“解放”出來了，或者說，“富餘”出來了。這就有了第一個問題：“人往哪裡去？”這個問題解決得好，農民就是“解放”。解決得不好，弄出許多“務農無地，就業無崗，低保無份”的“三無”農民，那就是“富餘”，甚至是“多餘”。這就違背了推進城鄉一體化的初衷。

於是就有了“農民向城鎮集中”，有了“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有了“以產業發展為支撐”，以及“以規劃為龍頭和基礎”和“以形成市場化配置資源的機制為關鍵”，這些都是為了解決“人往哪裡去”的問題。人往哪裡去？不能留在農村，只能“向城鎮集中”。集中以後，要有出路，要有就業機會，就必須發展第二、第三產業，因此要“以產業發展為支撐”。產業要發展，又有兩個條件，一是成本要降低，這就要“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二是競爭要公平，這就要“形成市場化配置資源的機制”。不過，農民向城鎮集中也好，工業向園區集中也好，都必須做好規劃，所以要“以規劃為龍頭和基礎”。

但是說一千道一萬，做這些事都要錢，沒有錢那是萬萬不能的。這就有了第二個問題：“錢從哪兒來？”這事我請教過許多人，包括曾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現任大邑縣委書記的蔡亦如。蔡亦如幫我算過一筆具體的小賬。他說雙流縣文新花園成本是每平方米700元，農民只出500元，政府補貼200元。農民的錢從拆遷安置和青苗補償的費用裡來，問題不大。開發商也有10％的利潤，屬於微利，但是不打廣告，沒有風險，銷售成本和管理成本都低。這個方案的特點，是農民買得起，政府給得起，開發商也有利可圖。當然，一個縣政府，拿個幾千萬還是心痛。農民也可以請建築公司自己建，拿多少錢出來都是自己說了算，但規劃和監管是統一的。不過蔡亦如也承認，反正不管什麼模式都要錢。“錢從哪兒來”始終是個問題。

成都市委、市政府認為，解決“錢從哪兒來”的問題，主要還得靠市場。一方面是財政扶持，另一方面要形成市場化的機制，也就是在經濟上必須要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必須要有一個融資平臺，能夠把資金籌進來，運轉好，又不給今後留過重的負擔，這就要點本事。具體地說，就是要“經營城市”。當然，城市本身是不可經營的，但城市裡面有很多東西可以經營。比如打造一個公司，透過銀行來籌集資金，進行市場化運作，利用成都的城市品牌和城市形象，以及人居環境的不斷改善和提升，把土地用起來，按照規劃來實施。將來土地升值了，賣出去，除了還貸甚至還可以再賺一點。只要形成這個機制，就可以良性迴圈。他們的想法大概就是這樣。我這人沒有經濟頭腦，算不過賬來。這套辦法是否可行，坦率地說弄不清楚，還是留給懂行的人討論吧！

其實，“錢”的事很不簡單。不但有“錢從哪兒來”的問題，還有“錢往哪裡去”的問題。所謂“錢往哪裡去”，一是用來幹什麼，是投資，還是揮霍，或者是進了私人的腰包？二是即便投資，也有一個決策是否正確的問題。這就又產生了兩個問題，即“錢怎麼用”和“錢怎麼管”。這兩個問題在基層又尤其重要。如果說高層（省、市）、中層（區、縣）主要考慮“錢從哪兒來”和“錢往哪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