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的版稅並非分於兩家。可謂現代文士“陪送姑娘”的一段佳話！

此外，便是那本風行一時至今仍為小學後期，初中學生喜愛讀物之一的《愛的教育》。這本由日文重譯的義大利的文學教育名著，在譯者動筆時也想不到竟能銷行得那樣多，那樣引起少年的興味。但就版稅收入上說，譯者獲得數目頗為不少。我知道這個譯本從初版至今，似乎比二十年來各書局出版白話所譯西洋文學名著的任何一本都銷得多。

戰前創辦了四年多的《中學生》雜誌，他服勞最多。名義上編輯四位，由於年齡，經驗，實際上夏先生便似總其成者。《中學生》的材料，編法，不但是國內唯一良佳的學生期刊，且是一般的青年與壯年人嗜讀的好雜誌。知識的增益，文字的優美，取材的精審，定價的低廉，出版的準期，都是它特具的優點。夏先生從初創起便是編輯中的一位要員。

浙東人尤以紹興一帶的人勤樸治生，與浙西的杭，嘉，湖浮華地帶迥不相同。夏先生雖以“老日本留學生”，住在“洋場”的上海二十多年，但他從未穿過一次西裝，從未穿過略像“時式”的衣服。除在夏天還穿穿舊作的熟羅衫褲，白絹長衫之外，在春秋冬三季難得不罩布長衫穿身絲呢類面子的皮、棉袍子。十天倒有九天是套件深藍色布罩袍，中國老式鞋子。到書店去，除卻搭電車外，輕易連人力車都不坐。至於吃，更不講究，“老酒”固是每天晚飯前總要吃幾碗的，但下酒之物不過菜蔬，腐乾，煮蠶豆，花生之類。太平洋戰爭起後上海以偽幣充斥物價騰高，不但下酒的簡單餚品不多制辦，就是酒也自然減少。夏先生原本甚儉，在那個時期，他的物質生活是如何窘苦，如何節約，可想而知。記得二十八年春間，那時一石白米大概還合法幣三十幾元，比之抗戰那年已上漲三分之二。“洋場”雖尚在英美的駐軍與僱傭的巡捕統治之下，而日人的魔手卻時時趁空伸入，幸而還有若干文化團體明地暗裡在支援著抗敵的精神。有一次，我約夏先生章先生四五人同到福州路一家大紹興酒店中吃酒，預備花六七元。（除幾斤酒外尚能叫三四樣雞肉類。）他與那家酒店較熟，一進門到二樓上，撿張方桌坐下，便作主人發令，只要發芽豆一盤，花生半斤，茶幹幾片。

“滿好滿好！末事貴得弗像樣子，吃老酒便是福氣，弗要拉你多花銅鈿。”

經我再三說明，我借客打局也想吃點葷菜，他方贊同，叫了一個炒雞塊，一盤糖醃蝦，一碗肉菜。在他以為，為吃酒已經太厚費了！為他年紀大，書店中人連與他年歲相仿的章錫琛都以畫先生稱之（夏讀畫音）。他每天從外面進來，坐在椅上，十有九回先輕輕嘆一口氣。許是上樓梯的級數較多，由於吃累？也許由於他的舒散？總之，幾成定例，別人也不以為怪。然後，他吸半枝低價香菸，才動筆工作。每逢說到時事，說到街市現象，人情鬼蜮，敵人橫暴，他從認真切感動中壓不住激越的情緒！因之悲觀的心情與日並深，一切都難引起他的欣感。長期的抑鬱，悲憫，精神上的苦痛，無形中損減了他身體上的健康。

在三十三年冬天，他被敵人的憲兵捕去，拘留近二十天，連章錫琛先生也同作繫囚（關於這事我擬另寫一文為記）。他幸能講日語，在被審訊時免去翻譯的隔閡，尚未受過體刑，但隆冬四室，多人擠處，睡草荐，吃冷米飯，那種異常生活，當時大家都替他發愁，即放出來怕會生一場疾病！然而出獄後在家休養五六天，他便重行到書店工作，卻未因此橫災致生劇病。孰意反在勝利後的半年，他就從此永逝，令人悼嘆！

夏先生的體質原很堅實，高個，身體胖，面膛紫黑，絕無一般文人的蒼白臉色，或清瘦樣子。雖在六十左右，也無佝僂老態，不過呼吸力稍弱，冬日痰吐較多而已。不是虛虧型的老病患者，或以身子稍胖，血壓有關，因而致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