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化與思辨化。《盛梁紀》的史論共五段，其在第四卷、第六卷和第九卷中分別對梁世祖、梁威宗、梁靈帝進行了評論，但其內容基本只是對三位皇帝的功過進行評判，並未涉及到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進一步思考。[（梁）魏斯：《盛梁紀》卷4，（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4，“論曰”；（梁）魏斯：《盛梁紀》卷6，（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6，“論曰”；（梁）魏斯：《盛梁紀》卷9，（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9，“論曰”。]在第十二卷和第十五卷的史評中，魏斯雖然分別對梁昭宗被稱為“常敗天子”、梁中祖被稱為“寡情皇帝”而最終仍能建立功業的原因進行了分析，[（梁）魏斯：《盛梁紀》卷12，（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2，“論曰”；（梁）魏斯：《盛梁紀》卷15，（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5，“論曰”。]但明顯可以看到，魏斯的思考仍然是針對梁昭宗與梁中祖兩位皇帝本身，其分析僅僅側重於探討兩位皇帝何以能夠建立功業，並沒有從其思考與分析之中抽象出一些像匡恩那樣具有普遍性的觀點（如應該重視培養太子、要重視對諸侯的防抑、要重視太子位置的安穩等）。綜上，相較於魏斯在《盛梁紀》中的史論，匡恩在《續梁紀》中的史論更加抽象化與思辨化，在這一方面，《續梁紀》明顯有比擬《舊梁書》的水平。因此，如果從對歷史人物與歷史事件的認識與思考的角度來看，《續梁紀》相關史論的史識相對而言是比較出色的，匡恩的史論在史識方面無疑是一種進步。

但與史識的進步相反的是，相較於《盛梁紀》，匡恩的史觀卻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倒退。在前面，我們提到匡恩的四段“論曰”，前三段都表達了其對一些相關重要問題的觀點和主張，並且這些觀點和主張也比較抽象化和思辨化，但匡恩的第四段即第四卷的“論曰”，卻只就相關問題表達了觀點，沒有相關的主張，其觀點也沒有什麼抽象化和思辨化的色彩在其中。這個問題是為什麼梁末亂世最後是由秦高帝終結的，匡恩的回答非常諂媚：“蓋符歷歸秦，天時此眷；雍益富強，地利在我，加之以今上稟雄略而懷仁德，士民樂從，賢俊期效，人和亦其所有，故而終為天下之主，其誠有以也！”[（東秦）匡恩：《續梁紀》卷4，（東秦）匡恩編理：《二梁紀》卷19，“論曰”。]

毫無疑問，秦高帝最後的成功和“天命”沒有任何關係，匡恩宣稱東秦\/秦高帝獲得“天命”，一方面是為了得到秦高帝的認可和贊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宣傳東秦王朝的正統。匡恩這種認為王朝有所謂“天命”存在的錯誤觀點，顯然是一種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史觀，這樣的錯誤史觀其實在盛梁時期成書的《舊梁書》中和早於《舊梁書》而在當時的北方十三國之一的虢國統治下成書的《溫書》中都有所體現：

嗚呼，自太祖開建國朝，至於洛京陷乎胡狄，前後四君，歲有六紀，其興衰之道，理何在焉？昔太祖武皇帝地非權貴，業不世積，逢文末天下騷亂，會四海逐鹿紛爭，乃以聖武之姿，膺天命之寄，順民樂推，奮劍起義。[（梁）常湛撰，（東秦）明思寧注：《舊梁書》卷33，“嗚呼”二。]

嗚呼，古人云：“天下寄望，雖謙而不宜辭。”（注曰：語出《同書》）信矣！夫當洛京傾覆之時，區夏陸沉之際，四海惶恐，天下震愕，中宗以迭代之弘德，累世之積威，江表歸以眾望，海內期以重光，挽狂瀾於即倒之任，扶大廈於將傾之責，舍中宗而誰寄！故建鄴文武，甘心尊奉；吳楚士民，誠衷樂推，遂膺天命以稱帝，順人心而登宸，續國朝於建鄴，保宗廟於江左。[（梁）常湛撰，（東秦）明思寧注：《舊梁書》卷34，“嗚呼”二。]

評曰：耿松守縣純於劉氏，耿榮持誠節於梁朝，雖未諳天時之誰有，不識符歷之將移，然考其志情，諒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