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觀》一文，主要透過對《前秦書》的《后妃類》與《列女類》兩篇文獻的分析與考察，對相關人物進行了分類，從而對《前秦書》作者楊聆的婦女觀進行了論述、總結與評價，指出“總得來說，楊聆在其所處的時代能夠初步的形成婦女觀，是具有超越性的……但是其觀念仍然是具有侷限性的”。[沈三川：《忠烈勇義，匪惟丈夫：從〈前秦書?列女類〉與〈前秦書?前秦后妃類〉看楊聆之婦女觀》，2022年11月。]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門內事”與政治博弈》一文，則抓住梁氏之死這一事件，對其原因、經過和影響進行了細緻的探討，指出“這一看似是‘私門內事’的事件，卻不可避免的摻雜進了政治因素，若無光宗在其中的推動，梁氏或許不會走到如此慘烈的結局”。[沈三川：《梁氏之死：“私門內事”與政治博弈》，2023年1月。]

三、“歷史書寫”

歷史學名家傅斯年先生曾主張“史學即史料學”，這是其諸多史學貢獻與見解之中“影響最大並在近代中國史學發展中獨樹一幟的”。[蔣大椿：《傅斯年史學即史料學析論》，《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4期，第44頁。]儘管這一觀點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侷限性，但其積極作用與相當程度上的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對於歷史學研究而言，對史料的研究和處理是至為關鍵的，而目前研究者所能看到的的史料，往往是前人書寫而後留下來的，其中存在著諸多的加工環節，這將極大地影響著後人對相關歷史的認識與研究。因此，對現存史料的“歷史書寫”的研究，便顯得十分重要。在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領域，在過去的一年中，有關《前秦書》與其他東秦史相關史料的“歷史書寫”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其主要有張仕一的《從史料取捨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一文與張仕一的《製造和睦：從史料取捨中看楊聆對中興君臣關係的塑造——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比較為研究物件》一文。

其中，張仕一的《從史料取捨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一文，主要以對《前秦書·王平傳》相關記載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相關記載的對比為中心，從史料取捨角度，探討了楊聆在歷史書寫中體現出的“反神怪思想”，認為從總體上看，“楊聆對歷史材料的取捨基本保持著“反神怪”的原則，體現了楊聆樸素的唯物主義史觀”。[張仕一：《從史料取捨中看楊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書?王平傳〉與〈開皇四名將別傳?王平別傳〉比較為中心》，2022年7月。]張仕一的《製造和睦：從史料取捨中看楊聆對中興君臣關係的塑造——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比較為研究物件》一文，則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中有關光宗、晉王、宋王等東秦中興君臣的記載為研究物件，透過對比其差別，指出：“在《前秦書》的編纂過程中，楊聆對《東都世言》中有關中興君臣的一些記載，進行了有意的刪棄。透過對原始史料的這些有意識的取捨，楊聆在《前秦書》中將光宗、晉王、宋王等中興君臣之間的矛盾與不和儘量進行了掩蓋，從而盡力塑造出了中興君臣之間的和睦景象。楊聆的這些努力，一方面，應當是希望透過塑造中興君臣之間的和睦景象，從而塑造出光宗、晉王、宋王等君臣的良好形象；另一方面，應當也是希望透過歷史書寫，促使其所在時代（西秦）的臣僚能夠忠君事上、和諧相處。”[張仕一：《製造和睦：從史料取捨中看楊聆對中興君臣關係的塑造——以〈前秦書〉與〈東都世言〉比較為研究物件》，2023年7月。]

結語：回顧與展望

綜上可見，在過去的一年多的時間中，東秦史與《前秦書》研究在“政治鬥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