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六十歲的新“老文人”，在當代的中國並無幾個。除卻十年前已故的魯迅外，據我所知，只可算夏先生與周啟明。別人的年齡最大也不過五十六七，總比他三位較小。

自聞這位《平屋雜文》的作者溘逝以後，月下燈前我往往記起他的言談，動作，如在目前。除卻多年的友情之外，就前四五年同處孤島；同過大集中營的困苦生活；同住一室商討文字朝夕晤對上說，能無“落月屋梁”之感？死！已過六十歲不算夭折，何況夏先生在這人間世上留下了深沉的足跡，值得後人憶念！所可惜的是，近十年來你沒曾過過稍稍舒適寬懷的日子，而戰後的上海又是那樣的混亂，紛擾，生活依然苦惱，心情上仍易悲觀，這些外因固不能決定他的生存，死亡，然而我可斷定他至死沒曾得到放開眉頭無牽無掛的境界！

這是“老文人”的看不開呢？還是我們的政治，社會，不易讓多感的“老文人”放懷自適，以盡天年？

如果強敵降後，百象煥新，一切都充滿著朝氣，一切都有光明的前途，陰霾淨掃，晴日當空。每個人，每一處，皆富有歌歡愉適的心情與氣象，物產日豐，生活安定，民安政理，全國一致真誠地走上覆興大道，果使如此，給予一個精神勞動者，——給予一個歷經苦難的“老文人”的興感，該有多大？如此，“生之歡喜”自易引動，而將沉鬱，失望，悲憫，愁悶的情懷一掃而空，似乎也有卻病銷優的自然力量。

但，卻好相反！

因為丏尊先生之死，很容易牽想及此。自然，“修短隨化”，“壽命使然”，而精神與物質的兩面逼緊，能加重身體上的衰弱——尤其是老人——又，誰能否認。

然而夏先生與晉未間的陶靖節，南宋的陸放翁比，他已無可以自傲了！至少則“北定中原”不須“家祭”告知，也曾得在“東方的紐約”親見受降禮成，只就這點上說，我相信他尚能瞑目！

寫於一九四六年夏丏尊先生傳略姜丹書

夏先生名鑄，字勉旃，別號丏尊。浙江上虞崧廈鄉人也。曾小築於白馬湖邊，未遑久居。清光緒十二年生，十九歲留學日京，二十二歲歸。初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譯教，旋任學舍監，司訓育，合兼授國文、日文。餘與先生計交於宣統三年秋，同事者十年。民國元二年之際，是校遵令改制，易名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故友經亨頤先生為校長。元年秋，李先生叔同亦來任教習。李與夏，故為留東學友，相交尤契。經先生善治印，先生效之，亦頗可觀。嘗自刻一印，曰無悶居士。是時，時和年少，不應有悶，而自勉曰無悶，蓋其內心已悶悶矣。校中諸師，皆一時俊彥，學子亦多純良，故學風甚盛。先生為人率真，日與諸生同舍處，身教之功頗著。舍中嘗患失物，頗難稽。先生問策於李，李先生曰：若欲以人格感化人，君當自殺。先生韙之，乃絕食。竊物生卒自白，後無此患。民國五六年間，李先生以試驗斷食故，始與佛為緣，卒至披薙人山。其試驗斷食之機，乃先生動之也。李入山後，易僧名，曰弘一。先生又切生死，諸事為之護持，而亦自染佛化，但不茹素，不為僧，嘗口學佛在心不在形，放至晚年雖亦皈依佛法，而以居上終其生。民國八九年間，教育趨向隨世界思潮而變革，由靜而動，由柔而剛，由內而外，標榜之曰新教育。其實教育為時代之先驅，無來不新，無往不舊，而彼頑固之徒，執持成見，輒加阻梗，於是引起新舊之爭，而學風亦驟趨激盪，此非一校為講也。其風來自北京，而斯校先迎之，乃遭時忌。先生為教，素重學生個性，並主思想自由，蓋以青年思想，若不任其自由表露，即無從是其是而非其非。昔宰我欲短喪，孔子非惟不斥其不孝，且不禁其發言，俟其傾吐而喻之以理，自然感化，此即啟憤發悱之道，宰我所以卒成大賢。民國八年冬，學生自治會出刊物，每編竣，須送稿受審於先生。某次，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