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這些曾經振奮過我們心靈的東西都已煙消雲散，沒有消失的只是在平庸的生活中

產生的複製文化和陶醉於這種文化裡的平淡無奇的靈魂。

只要打量一下發生在我們身邊的所有事實，我們就會喪氣地意識到我們不再有

多少可能去遭遇那些離經叛道的人物、事件和場景，遭遇其中所包孕著的無出其右

的個性、意識和氛圍。譬如在這個普遍地燈紅酒綠的城市，那些因裝飾的佔怪、風

格的獨特而曾令我們眼睛為之一亮的城市酒吧，我們亦很快地感覺到了這之中疲弱

的複製性質：一樣的做作、一樣的矯情、一樣的曄眾取寵。平凡的生活無法啟用人

們的內在激情，使人的生命力呼嘯而出，在一種特殊的境地和境域裡將創造的慾望

表現得淋漓盡致。那些在消費時代中成長起來的新新人類、後細小族，他們的生命

力原本就這樣地孱弱，原創的激情原本就這樣地缺乏，在這樣的社會文化氛圍中，

他們除了不斷地複製、不斷地克隆還能夠做些什麼呢？

由此，我們在通通迪斯科鋼結構的舞臺上，看見了那麼多渴望“克隆明星”的

城市青年，他們接踵而至的身影是關於軟弱的一個最充分的證明，雖說，我絲毫無

意對作為遊戲的“克隆明星”和它的創意者表示不敬。

《迪爾伯特原則》：“辦公蟲”的新寵

在上海《文匯報》工作的朱偉先生有多種理中可以被我們所關注，但這一次他

被我們注意的原因是他和他的《迪爾伯特原則》。

那是在1997年的聖誕節前夕，生性優雅、頗有品位的朱偉先生給他的四個朋友

寄去了四本《迪爾伯特原則》，作為他對朋友們的節日祝賀。稍後，朱偉先生向筆

者談了他的心理感受：“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書，對我來說，它甚至有點奇特，因

為它盡情地嘲弄了美國的老闆，當然，也可以說它盡情地嘲弄了全世界的老闆，但

它的行文和筆調卻極輕鬆，那裡面並沒有過多的抗議和控訴。”

同樣有趣的是朱偉的朋友們的反應，她們幾乎全都這樣說道：“我們對這本書

深感興趣，但是我們都非常小心，不讓我們的老闆看見，以免生出什麼誤會。”

必須說明的是，朱偉的這些女朋友都在中國目下最走紅的企業——三資企業中

忙乎，她們正是被斯科特·亞當斯先生在《迪爾伯特原則》中所不幸地描繪的人們，

更直率點說就是“辦公蟲”。

朱偉先生和他女友們的情感反應並不是孤立的，在’97與’98之交的上海，我

們發現不少和辦公室有關的作品正在這一嚴格來說於我們還頗為陌生的人群——白

領——中廣泛流行，譬如叫做《辦公室兵法》的這本書就走紅於白領群落。這種現

象給’97與’98之交正在興起的城市白領文化塗抹上了異樣的色彩，使得我們對這

個新興的人群有了另一種打量的目光。

之所以這麼說，乃是“辦公蟲”的遭際和對這種遭際的犀利反撥構成了《迪爾

伯特原則》一書的基調，引用書中一句聽來最為調侃其實卻是最為憤怒的話來說，

所謂的“迪爾伯特原則”就是“將R痴按步就班地向上提拔，提得官位越高，他們所

造成的損失就越小”。在高度發達的西方國家，尤其在第一世界的美國，對辦公室

或“辦公室文化”的徹底看透以至無情解剖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在那塊新大陸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