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怎麼當掮客的。”伯納丁說。

樂娃摩爾看著他。“我們家裡有幾幅達利的原作，”她說，“是繪畫作品，畫布油畫。是從我們的好友約翰·彼得·穆爾—穆爾上尉那裡搞來的。他是達利的業務經理和私人秘書。”

“忘掉那個掮客吧。你應該直接跟穆爾上尉談談。”伯納丁對我說，“一個你可以跟他做生意的人。”

“穆爾上尉？”我問，“他所做的不就是給達利削尖鉛筆嗎？”

“而用他削的鉛筆在印刷品上簽名，每一張他都一律得到10％的佣金。”樂娃摩爾回答。

此時我才知道自己對穆爾上尉的情況所知甚少。他於1919年出生於倫敦。他自稱在二次大戰中當過英國皇家空軍的戰鬥機飛行員。戰後他成為英國電影製片人亞歷山大·科達的私人秘書。敵視科達的人認定科達是用國際電影製片人身份作掩護的間諜。穆爾上尉是在羅馬認識達利的，他將購買勞倫斯·奧利弗肖像的錢款送到畫家手裡。科達委託畫家繪製了這幅畫。從此穆爾上尉開始為薩爾瓦多·達利跑腿，進而當上了畫家的業務經理和私人秘書。

達利的騙局　二（6）

“達利用西班牙語給他取了個外號，字面的意思就是‘金錢上尉’。”樂娃摩爾說。

“我會給穆爾上尉打電話，”伯納丁說，“明天一大早就給他打。”

別忘了，我們身處70年代末，那時還沒有行動電話。

“達利有時來巴黎瘋馬酒吧看看嗎？”

伯納丁大笑道：“達利在巴黎的時候，他去亞瑟夫人的法蘭西趣屋，那裡樂隊裡的男孩可是獨具風采。還有就是一班穿女人服裝的清一色男歌手。他也喜歡去看多莉·凡·多爾，一個西班牙雙性人。”

第二天我去了穆爾上尉藝術風格裝飾的豪宅。儘管我可以走路前去，但還是乘了計程車。穆爾上尉的豪宅位於優雅的第十六區，在香榭麗舍大道、凱旋門和艾菲爾鐵塔這個區域裡的隆尚林蔭道上。我盛裝出行，穿上銀行家的標準服裝：條紋襯衫、時髦領帶、定做的套裝、皮帶和絨面革皮鞋。這是第一次我沒往口袋裡裝現金。以前真是太危險了。現在我把錢縫進襯衫、內衣、褲腿，塞進我的襪子裡。

我期待出現一個高大魁梧、軍人舉止的上尉。可他卻又矮又瘦，

頭髮燙成波浪型，留著大衛·尼文式的鬍子。達利的業務經理外表整潔，禮貌周全，表現出老式的良好舉止。他有一張長臉（未免拉得太長了）、曬黑的膚色和故作渾厚的嗓音。由於他穿著灰色的“加萊王子”牌套裝，上面有人字形圖案，我想他在一定程度上是仿效溫莎公爵。或者說他是大衛·尼文縮小後的模樣。相互介紹完畢，穆爾上尉開啟四四方方大檔案櫃的一個抽屜，拿出成百支圓珠筆聚合成的一堆東西給我看，上面長出黃黃的石筍，看上去倒是栩栩如生。

“這是什麼東西呀？”我問。

“達利的尿尿筆，”穆爾上尉大笑著說，“達利從旅館房間偷走了這些筆，把它們都扔進一個抽屜裡。有興致的時候，他就開啟抽屜朝這些筆撒尿。他尿液裡的礦物質氧化了金屬，那些免費的筆就長出了這些奇異的石筍。這東西不是很美麗嗎？”

我聽得目瞪口呆。“達利怎麼啦？”我問。

穆爾上尉聳了聳肩。“達利就是達利嘛。”他說。

“你不喜歡他？”

“他是我老闆。我不是非喜歡他不可的。”

“達利現在在巴黎嗎？”

“現在？一年裡的這個時候？不，不可能的。達利這個時候在紐約。冬天裡他總待在紐約。”

“要是達利在紐約，”我說，“那我就懷疑我從吉爾伯特·哈蒙手裡買的印刷品上的簽名了。”

穆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