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府部門有一半是女性的天下。中央銀行總裁、檢察總長、禮賓司長、檢察長——現在全是女性。在非洲，女性表現得優異許多，這在波札那可見一斑。而且男女的特徵不一樣。延後消費的現象在女孩當中比例較高，而且她們會買耐用持久的物品，儲蓄率也更高。

有些經濟發展專家希望看到更多女性進入政府機構和決策層，認為她們能夠把對家庭的貢獻擴大至國家。目前世界上已經有81個國家為女性保留了某些職位，通常是國會里的部分席次，這樣做可以提升她們的政治參與熱情。目前11個國家擁有女性高層領導者，而女性掌握了全世界16％的國家立法席次，跟1987年的9％相較起來確實提升了一些。

為在全球範圍內推動更多女性參政，美國國會前議員瑪喬麗（Marjorie　Margolies…Mezvinsky）做了許多有前瞻性的努力。1993年，民主黨員瑪喬麗剛當選眾議員，克林頓政府總預算案（包含提高稅金以達收支平衡）就在這時被送到了國會。事後來看，那筆預算案常被視為一個里程碑，讓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建立了穩固紮實的財政基礎，但在當時卻引起強烈爭議。作為新議員，瑪喬麗力量薄弱，共和黨人士揚言，如果她投票贊成提高稅金，就把她推下臺。最後她還是投了決定性的一票支援克林頓的預算案。一年之後，她的確因微小的票數差距而落選了。她的政治生涯就此結束。

現在瑪喬麗領導著“國際婦女運動”（Women's　Campaign　International），該組織指導女性民運人士如何讓公眾關注自己的事業，如何競選公職以及如何為達到目標而組成聯盟。“國際婦女運動”曾在衣索比亞訓練女性應如何有效地推行運動，使得該國國會的女性比例從8％提升至21％。

尋求更多女性政治家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女性被認為在同理心及達成共識方面特別卓越，若她們擔任領袖，可能會比男性更為平和且善於調解紛爭。然而，我們沒有看到多少跡象顯示，現代的女性總統或首相比男性表現得更好或更平和。事實上，女性領袖並沒有對孕產婦死亡、女孩教育或性販賣投入特別的關注。可能因為貧窮國家那些位高權重的女性，比如已故的印度總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已故的巴基斯坦總理貝娜齊爾·布托（Benazir　Bhutto）、菲律賓前總統科拉松·阿基諾（Corazon　Aquino）、菲律賓前總統阿羅約（Macapagal…Arroyo）等人，幾乎都來自精英家庭，從來沒有經歷過貧窮婦女所承受的虐待。

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圈約定俗成地認為，女性官員在地方層級事務方面的確影響重大，要是她們擔任市長或學校董事，往往更能注意到婦女及兒童的需求。1993年後，在印度有一個精彩的實驗，那時印度修憲規定，1/3的村長職位要保留給女性。開展實驗的村莊是隨機挑選的，因此可以比較由女性管理的村莊在治理上是否跟男性統領的村莊有所不同。結果發現，村莊財政支出的優先順序是不同的。在女性管理的村莊，安裝了更多抽水泵或水龍頭，而且維護得也比較好——可能因為在印度汲水是女人的工作。在其他公共服務上，她們做得也不比男性差，研究員沒發現有什麼基礎設施被忽略。當地居民的報告顯示，在女性治理的村莊，他們必須塞紅包賄賂的機率大幅降低。

儘管如此，男女村民都宣稱他們對女性村長較不滿意。進行研究的學者對於這點感到困惑不解：服務愈優良，不滿意的程度卻愈大。不只是男性沙文主義者不高興，連女性村民也同樣不滿。一般民眾似乎對於政府強迫他們接受女性領袖感到惴惴不安，他們厭惡女性領袖，因為平均而言她們比男性領袖受教育程度更低、經驗更少。這個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