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為當地一個園林寫的一篇園記中有勸人不必熱衷於做官的詞句，竟也寫信給皇帝檢舉揭發，並分析說這種思想會使人們缺少進取心，也會影響取士。看來這位李宜之除了心術不正之外，智力也大成問題，你看他連誣陷的口子都找得不倫不類。但是，在沒有理性法庭的情況下，再愚蠢的指控也能成立，因此對散落全國各地的李宜之們構成了一個鼓勵。為什麼檔次這樣低下的人也會擠進來圍攻蘇東坡？

當代蘇東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說得很好：“他也來插上一手，無他，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官，若能參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這種目的確實也部分地達到了，例如我今天寫這篇文章竟然還會寫到李宜之這個名字，便完全是因為他參與了對蘇東坡的圍攻，否則他沒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時代的人寫在印刷品裡。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據他們對當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位體察，覺得李宜之這樣的人未必是為了留名於歷史，而是出於一種可稱作“砸窗了”的惡作劇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大樓前指指點點，看誰家的窗子亮就揀一塊石子扔過去，談不上什麼目的，只圖在幾個小朋友中間出點風頭而已。我覺得我的青年朋友們把李宜之看得過於現代派、也過於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為主要出於一種政治投機，聽說蘇東坡有點麻煩，就把麻煩鬧得大一點，反正對內不會負道義責任，對外不會負法律責任，樂得投井下石，橕順風船。這樣的人倒是沒有膽量像李定、舒亶和王珪那樣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發難，說不定前兩天還在到處吹噓在什麼地方有幸見過蘇東坡、硬把蘇東坡說成是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師呢。

又如——我真不想寫出這個名字，但再一想又沒有諱避的理由，還是寫出來吧：沈括。這位在中國古代科技史上佔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學家也因忌妒而陷害過蘇東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檢舉揭發蘇東坡詩中有譏諷政府的傾向。如果他與蘇東坡是政敵，那倒也罷了，問題是他們曾是好朋友，他所檢舉揭發的詩句，正是蘇東坡與他分別時手錄近作送給他留作紀念的。這實在太不是味道了。歷史學家們分析，這大概與皇帝在沈括面前說過蘇東坡的好話有關，沈括心中產生了一種默默的對比，不想讓蘇東坡的文化地位高於自己。另一種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與蘇東坡政見不同，他投注投到了王安石一邊。但王安石畢竟也是一個講究人品的文化大師，重視過沈括，但最終卻得出這是一個不可親近的小人的結論。當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親近，並不影響我們對沈括科學成就的肯定。

圍攻者還有一些，我想舉出這幾個也就差不多了，蘇東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經可以大致看清，我們也領略了一組有可能超越時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要單獨搞倒蘇東坡都是很難的，但是在社會上沒有一種強大的反誹謗、反誣陷機制的情況下，一個人探頭探腦的冒險會很容易地招來一堆湊熱鬧的人，於是七嘴八舌地組合成一種偽輿論，結果連神宗皇帝也對蘇東坡疑惑起來，下旨說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這些人。

蘇東坡開始很不在意。有人偷偷告訴他，他的詩被檢舉揭發了，他先是一怔，後來還瀟灑、幽默地說：“今後我的詩不愁皇帝看不到了。”但事態的發展卻越來越不瀟灑，１０７９年７月２８日，朝廷派人到湖州的州衙來逮捕蘇東坡，蘇東坡事先得知風聲，立即不知所措。文人終究是文人，他完全不知道自己犯了什麼罪，從氣勢洶洶的樣子看，估計會處死，他害怕了，躲在後屋裡不敢出來，朋友說躲著不是辦法，人家已在前面等著了，要躲也躲不過。正要出來他又猶豫了，出來該穿什麼服裝呢？已經犯了罪，還能穿官服嗎？朋友說，什麼罪還不知道，還是穿官服吧。蘇東坡終於穿著官服出來了，朝廷派來的差官裝模作樣地半天不說話，故意要演一個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