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虛偽。偶爾，氣量和耐心也會碰撞到無法容忍的邊界，他們就發牢騷、吐怨言，但大抵不會明確抗爭，因為一切合理的社會競爭都被科舉制度歸攏、提煉成一種官方競爭，而且只有這種競爭才高度有效，於是中國書生也就習慣了這種怪異的平衡：憤世嫉俗而又宣佈與世無爭，安貧樂道而又為懷才不遇而忿忿不平。從總體而言他們的人生狀態都不大好，無論是對別人還是對自己，他們都缺少透徹的奉獻、響亮的饋贈。他們的生活旋律比較單一：在隱忍中期待，在期待中隱忍。

其二，騎牆態勢。科舉制度使多數中國讀書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間的騎牆派，兩頭都有瓜葛，兩頭都有期許，但兩頭都不著實，兩頭都難落地。科舉選拔的是行政官員，這些前不久還困居窮巷、成日苦吟的書生，包括那位除夕夜誤入宮廷演了通宵儺戲的老人，一旦及第之後便能處置行政、裁斷訴訟？這些從春風得意的馬背上跳下來，從杏園宴、聞喜宴的鼓樂中走出來的新科進士，授官之後便能調停錢糧、管束賦稅？即便留在中央機關參與文化行政，難道也已具備協調功夫、組織能力？是的，一切都可原諒，他們是文人，是書生。但是，作為文人和書生，他們又失落了文化本位，因為他們自從與文化接觸開始，就是為了透過科舉而做官，作為文化自身的目的並不存在。試卷上的詩賦固然只是手段而已，平日有感而發的吟詠也常常脫離文學本體，因為他們的人生感觸往往與落第和入仕有關，許多吟詠成了攀援政治的文字印佰。一旦攀上政治的臺階，吟詠便從一種手段變更為一種消遣，一種自身文化修養的標誌，官吏間互相唱和，宴集時聊作談資。文化的尊嚴，知識分子的使命，只有偶爾閃光，未能一呼百應。結果，圍繞著科舉，政治和文化構成了一個糾纏不清的怪圈：不太嫻熟政治，說是因為文化；未能保全文化，說是為了政治。文化和政治都只是用狂熱的假相裝點起來的標幟，兩面標幟又互為表裡：從政治角度看是文化，從文化角度看是政治，文人耶？官吏耶？均無以定位，皆不著邊際，都無所謂政治品格，也無所謂文化良知。『百無一用是書生”，這或許是少數自省書生的自我嘲謔，但在中國，常常因百無一用而變得百無禁忌，雖萎弱卻圓通，圓通在沒有支點的無所作為中。

其三，矯情傾向。科舉既然把讀書當作手段，把做官當作目的，文化學和政治學上的人性核心也就被抽離；科舉的成敗關及家族倫理的全部榮譽，於是家族倫理的親情牽累也就必須顧全大局，暫時割捨，奉獻給那種沒有期限的苦讀、別離、期待。一來二去，科舉便與正常人情格格不入，上文所引一系列家庭悲劇，皆是例證。那些不敢回家的讀書人，可以置年邁的雙親於不顧，可以將新婚的妻子扔鄉間，只怕面子不好看，這樣做開始是出於無奈，但在這種無奈中必然也會滋生出矯情和自私。《西廂記》雖然描摹了張生一旦科舉高中、終於與鶯鶯門當戶對地結合的遠景，卻也冷靜地估計到此間希望的渺茫，因此為張生別離愛人去參加科舉考試的那個場景，動用了最為悲涼的詞句：“曉來誰染霜林醉？總是離人淚！”然而《西廂記》長久被目為不經的淫書，只有鐵石心腸地痴想金榜的男人才被充分讚揚。鐵石心腸不要感情，卻並不排斥肉慾，那位王泠然開口向老朋友提的要求，第一項就是要一個女人。俗諺謂“書中自有顏如玉”，也是這個意思。要肉慾而不要矯情。又把不要感情裝扮得堂而皇之，這便是矯情中的矯情，中國書生中的偽君子習氣，也大多由此而生。在我看來，科舉制度對社會生活的損害，也是從它離間普通的倫常人情開始的。一種制度，倘若勢必要以損害多方面的正常人情為代價，那麼它就不會長久是一種良性的社會存在。終有一天，要麼因它而阻礙社會的健康發展，要麼有健康發展的社會來戰勝它，別無他途。同樣，一批與正常人情相背逆的人，哪怕是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