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只形諸口耳，師傅教徒弟，如果總是零打碎敲，一兩代之後，一門武技，便會變形乃至湮滅。

那麼原因何在呢？

穿越之後，特別是在創制標準化的“擒敵捕俘技”的過程中，關卓凡慢慢找到了答案。

戰國、秦漢之際，兵民合一。中國武術——不管那個時候叫不叫“武術”——是純粹的技擊術。武術的唯一目的。是擊倒、擊殺對手。這種武術，一擊即中，一招制敵，必然是最基本的要求；耍起來好不好看，應該不在考慮之列。

這個時候的中國武術，應該是非常強悍的。

陳湯曾對漢成帝說過：“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尤三而當一。”

考察當時漢兵和西域諸胡對陣的情形，加上這話是由陳湯說出來的，這個“五而當一”、“三而當一”，不能算吹牛。

當然，陳湯強調的，是漢、胡武器裝備的代差，但關卓凡以為，在冷兵器時代，單有武器裝備的優勢，是不足以克敵制勝的——兩宋和明朝中後期。中原王朝對陣北方遊獵民族的表現，都說明了這一點。

因此。有足夠理由相信，前漢時期的中國武術，有著強大的技擊能力。這種能力，在彼時已知的世界範圍內，是佔壓倒性優勢的。

中國武術，什麼時候開始變味了的呢？

關卓凡以為，應該就是始自趙宋之崇文抑武。

事實上，“俠以武犯禁”，中國只要結束戰亂，建立大一統的政權，政府就會瞅民間舞刀弄槍的人不順眼，並萌生禁武的衝動。秦始皇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以為金人十二，算是開風氣之先。只是秦朝二世而亡，這件工作，木有啥實際效果。

漢、唐兩個大一統王朝，中國處在自己的青壯年時期，具有強烈的擴張衝動，民間的尚武風氣和政府的對外軍事行動，算是彼此相得。政府既需要高質量的兵源，又有控制局面的自信心，因此對民間的武事，基本採取了容忍的態度。

但自趙宋開始，中國對外擴張的衝動消失，政權的首要任務是維持自身的穩定，崇文抑武成為符合邏輯的選擇，中國武術的好日子就到頭了。

《慶元條法事類》規定：“諸結集社眾，閱習武藝者（杆棒鏈錐之屬亦是），教師及為首人，徒二年，餘各杖一百。許人告，其應習者不坐。”

這種政權，你指望他收復故土，統一中國？且做夢吧！

元朝以小族臨大國，在蒙古人眼裡，所有習武的漢人都是潛在的叛逆，禁武更加不遺餘力。

滅宋不幾年，便出臺了《禁治習學槍棒令》，對於民間武事，大加禁撻。

先鋪陳習武之害，聲色俱厲：

“奸民不事本業，遊手逐末，甚者習學相撲，或弄槍棒，有精於其事者，各出錢帛，拜以為師。各處社長等人，恬不知禁，有司亦不究問。長此不已，風俗恣悍，狂妄之端，或自此生。”

習武既有此原罪，禁武便成必然：

“今後軍民諸色人等，如有習學相撲，或弄槍棒，許諸人首告是實，教師並習學人決七十七下，拜師錢物給告人充賞，兩鄰知而不首，減犯人罪一等。社長知情故縱，減犯人罪二等。”

嗯，習武的要治罪，舉發的要獎勵，知情不舉的要連坐，可謂算無遺策了。

最後，指出禁武的重大意義：

“庶幾恣悍之風不做，兇強之技不傳，馴化民情，坐消變故，此於政治所繫非輕。本臺乞遍下合署，嚴行禁治施行。”

按現在的話說，這是真正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而文中的“本臺”，指的是“御史臺”——由國家最高司法監察機構領銜禁武，這個檔次，夠高的了吧？

之後，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