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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

,兩個人,兩種感受。朋友說,他感受了弱國病民任人蹂躪之痛。我說,自己總有“亡國者”“自亡國”的後怕。

時過境遷,圓明園遺址據說已被開闢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或“主題公園”,而我心頭那一絲“亡國”的零餘久久揮之不去。並不是要將自己打扮成前朝“遺民”或當代“志士”,樸素的理念只是發端於如下的邏輯設定:

英法聯軍,僅是萬人團隊(約二萬五千),就輕而易舉地撞開了中國的國門、都門、宮門、園門,而能在天子禁苑逞其兵火,究其實,這等於將中國“滅”了一次。

如果他們揮兵熱河,窮寇而迫,咸豐皇帝還能往哪兒逃呢?

如果他們扶一傀儡,建一偽朝,大清國將何以殘喘?

如果他們賴在北京,長此駐紮,中國會不會成為又一印度?

好在,歷史否定了這些“如果”。條約續簽了,賠款到手了,聯軍撤兵了。冰冷殘酷卻又真切的歷史事變告訴世界:

英國與法國,並無“滅”掉中國的戰略設計。即便在勝券已握的大好形勢下,入侵者也未被勝利衝昏頭腦而“將戰爭進行到底”。中國“死”了一次,“生”了一次,而這都是由“敵人”決定的。“死”固然為敵強加,“生”未嘗不是敵人要留有餘地。

現在想來,“帝國主義”並非只有一個德性。同一個“帝國主義”,不同的歷史季節它也有不同的胃口。遭其凌辱,銘記於心,“義憤”固所難免,但“認識”帝國主義並學會與它們打交道的課題也是不該被忽略的吧!

聚焦圓明園,藉著那場玉石皆焚的大火,讓我們看一看那些隱匿了的中國與外國的鬼影魅形。

一、葉名琛“惹火燒國”

數十年來,一茬又一茬的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洗耳恭聽歷史教員的愛國傾訴:一條“亞羅號”船,一個“馬賴”神父,作為導火線,引燃了英、法兩國對中國的入侵,燒我圓明園,割地又賠款……

當“歷史”僅僅被界定為“正義”與“非正義”、“侵略”與“被侵略”此消彼長的相互較量時,這麼說言之成理;何況,歷史陳述是有“立場”的,將歷史當做“愛國主義教材”亦天經地義。

問題就出在“立場”與“愛國主義”上。

因為,一個“立場”只有一個“視點”,固執一點,敵對那方的情況最易成為“盲點”;“愛國”既然至上,“國家錯誤”又自然易成“忌諱”。中國人寫的“中國近代史”,基本上繞不過上述“盲點”與“忌諱”的誤區。以“第二次鴉片戰爭”——這個稱呼並不準確,但中國人已經從眾認可——為例,入侵者的戰爭藉口就遠遠不是一條船、一個神父。

英國人、法國人原來並不想跟中國幹一仗。終極目的,他們是要擴大與中國的貿易,大發生意財;而貿易是要有相互約束的,簽約自然成為當務之急。英法要籤新約,清政府原來許諾要籤的,反悔了,不願意了。你不籤,我就打;捱了揍,賠了款,“約”還是簽了,這就是當年歷史的梗概。

後時性的歷史評判,譴責英法諸列強為“蠻橫”、為“侵略”、為“流氓尋釁”,這都是有憑有據的。但所有的譴責者都無暇於自我反思,不,其實不是“自我”,而是為“清政府”,為當時的“中國”做一點反思。

誰如果“反思”了,誰就會發現清政府確確犯了一個“國家錯誤”,正是這個“國家錯誤”授人以柄,誘發了侵略,鼓舞了侵略,甚至成全了侵略。重申本書前文的結論,即“錯誤就要捱打”。

讓我們從當時清王朝最優秀的官吏葉名琛說起。說“優秀”,葉名琛真的“優秀”。惟其“優秀”,他才仕途坦蕩,職務飆升,終於爬到了全權處理清王朝外交事務的兩廣總督兼五口通商事務欽差大臣的重要崗位。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