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這樣叫，薩特也就接受了它。

薩特的思想被冠之以存在主義的名稱，很快就風靡全國，接著在世界上產生巨大影響。1945年10月28日，薩特在現代俱樂部作一場“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演講，聽眾蜂擁而來，許多人無法進場，人們根本聽不清薩特的講話，於是發生猛烈擁擠，幾名婦女被擠昏在地。

從這時起，薩特的生活從根本上改變了。拿現在的說法，他成了一個思想明星，成了公眾注目的中心，他的一言一行會立即反映到新聞媒介上來。沒有哪個星期巴黎報刊會不報道關於他的新聞。只要走上街頭，就會有攝影記者對著他照個不停，還有完全不認識的人上來同他們搭腔。人們到處談論著關於他的逸聞趣事。

薩特對這種境況深感驚詫。他既沒有想到、也從不希望在公眾中造成如此轟動。在他看來，一個真正優秀的作家，是註定要處於孤寂之中的，如司湯達，如卡夫卡。在青少年時代，他設想自己的命運應該是生前不被承認，默默無聞，而死後被人發現，人們終於認識了他的價值。

現在有許多人慕名來看薩特，有的來自世界很遠的地方，他們說了許多表示仰慕欽佩的話，但薩特並不特別感動。當他看著人們蜂湧而來聽他演講，女人被擠昏在地，反而有一種十分滑稽可笑的感受。在他看來，這股“薩特熱”只是一種榮譽的幻影，一種逢場作戲，一個對他堅持的超驗真理沒有特別重大影響的經驗性事件。這種熱鬧場面不能真正說明什麼。薩特沒有被巨大的名聲衝昏頭腦。

雖然薩特的名聲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當時的境況決定的，他本人的思想個性無疑也是獲得這一名聲的重要因素。法國公眾飽經失敗之辱、淪陷之苦，痛定思痛，需要對自己的處境進行反思。他們不再相信過去信奉的一切：理性與秩序；但還是需要相信某種東西，以此為精神支柱。他們似乎從薩特那裡找到了渴望的東西。

薩特揭示了偶然性是世界的真理，荒誕是人生的正常狀況，自由是人不堪其重的負擔──人不可能不是自由的。同時他又指出，人的活動、選擇、謀劃又是給偶然以超越，給荒誕以根據，給自由以本來面目，給非理性以理性重建，人由此而獲得拯救，雖然這種獲救可能是一個永遠不斷的過程。貫穿在薩特作品中的一條紅線就是，一個人的自由同他人自由的關係，一個人的自由同他所處的境況的關係。而這正是“二戰”後廣大法國公眾迫切需要了解的東西。

人們並沒有太懂他的意思，他們如同一群精神餓狼，只要發現一點可供咀嚼的東西，就會連皮帶骨頭整個地吞進肚裡。他們歡叫著，又引來更多的嗷嗷待食者。待到需要回味的時候，他們才發現，好象他們需要的和他們得到的不是一回事，味道有些不對。薩特並沒有給他們一種逃避責任的機會，並沒有給他們虛假的安全感。薩特比他們所需要的走得更遠，遠多了，這得使他們趕快從他那裡退回來，發現再繼續下去是難以忍受的。

大多數公眾，甚至包括許多專業評論家都只是根據薩特那個“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的演講來了解和評判薩特的，而它面向大眾，本身就不得不把思想作某種程度的簡單化，再加上理解上的差異，公眾心目中的薩特同實際上的薩特完全不是一回事。一天，一個打扮得雍容華貴的中年婦女問薩特：“尊敬的薩特先生，照您說，他人就是地獄？”薩特作了肯定的回答。她眉開眼笑地回應道：“噢，那麼，我自己就是天堂了，”對於這種理解，薩特只有苦笑。

薩特還發現，名聲並不一定是個好東西。公眾把他當偶像崇拜，希望他不同尋常。如果他能遵從公眾的意願，像一些歌星、影星那樣刻意包裝自己，以一種人們需要的假面出現，或許能不斷得到大眾的喝彩。但薩特不願成為公眾和輿論的俘虜，他我行我素，一如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