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話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兩點。波伏瓦委婉地對法農說，薩特需要睡眠。法農聽了大發脾氣，他對郎茲曼說：“我不喜歡人們把精力貯藏起來不用。”他倆一直聊到早上8點。法農每天只睡4個小時。他說，他要告訴薩特許許多多事情，還有許許多多事情要問。他笑著對郎茲曼說：“只要薩特能從早到晚同我聊兩星期，我願意每天出2000法郎。”

這人思路清晰，知識淵博，性情活潑，口才出眾，富於幽默感。雖然他也有誇大自己過去功績的毛病，但這與他是一個黑人、又得了白血病的遭遇分不開。他說，他是殖民地民族的一員，因此必須不斷地意識到自己的地位和形象。

他同薩特談起哲學來十分輕鬆。他突發奇想，責備薩特沒有充分贖罪：“你們怎能像往常那樣生活和寫作呢？”他甚至要求他們去犧牲生命。他想象，如果薩特宣佈直到戰爭結束不再寫一個字，就會從根本上動搖輿論。他還建議，薩特應該故意讓自己被關押起來，這就會引起全國恐慌。薩特無法說服他事情並不是這樣的。看到這樣一個充滿熱情、猶如一團火的人就要被病魔奪去生命，薩特他們有說不出的惋惜和難過。後來法農去世，阿爾及利亞為他舉行國葬，郎茲曼還專程去參加他的葬禮。

回到巴黎後，秘密軍隊的暗殺活動比夏天更加猖獗。薩特打算住進一家旅館，旅館經理得知薩特身份後一口回絕。薩特只好讓他的秘書克勞德&#8226；福克斯先以自己的名字在聖日耳曼大道租了一間帶傢俱的公寓，薩特和波伏瓦隨後搬了進去。

9月5日，戴高樂終於承認撒哈拉屬於阿爾及利亞，秘密軍隊組織試圖暗殺他，同時對穆斯林進行更大規模的迫害。10月1日，薩特和其他左翼分子號召知識分子在莫貝爾廣場參加靜坐。薩特發表了簡短的演說，解釋人們為什麼要舉行示威。11月18日，巴黎舉行了一場突然發生的遊行，為了防止警察事先獲得情報阻擾，會合地點保密，各部分人臨時才得到通知。當一列高舉“阿爾及利亞要和平”標語的隊伍突然出現時，一群群的人馬上加入其中，人越來越多，隊伍越來越大。

薩特和波伏瓦擠到隊伍前列，他們手挽著手，緊隨標語牌前進。大家高呼口號，走過許多地方。突然，前面出現大批警察，手舞特製警棍驅趕群眾。隊伍開始潰散，許多人跑向右邊一條街，薩特、波伏瓦和郎茲曼跟著往那邊跑。然後他們向左一拐，進了一家小飯館。飯店老闆認出薩特，馬上關上門，向他苦笑著說：“你也許會以此為題寫一篇小說，把我也寫進去；請你千萬不要這樣做，這對我一點好處也沒有……我有３個孩子，我不想攪和到政治裡去，那是有錢的人乾的事！”雖然覺得很滑稽，薩特仍然鄭重答應了。

1962年1月7日，薩特在波拿巴街的住所又捱了炸彈。這次炸得很厲害：門被炸開，壁櫥被炸得粉碎，樓頂開了天窗，地板上盡是紙片，牆上、天花板上、地板上蒙著一層煙垢：薩特再也不能搬回來了。波伏瓦和博斯特去看了現場。這時，樓裡住的一個50多歲的有錢人向他們吼道：“都是因為你們搞政治才弄到這個地步，讓我們跟著遭罪！”

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薩特立即收到許多表示慰問的電報和信件，福克斯還代他接了不少慰問電話。他的一些朋友還在被炸現場示威，高喊：“秘密軍隊組織殺人犯！”在一家飯館，一個顧客走上來同薩特握手說：“尊敬的薩特先生，您是好樣的！”

薩特現在寓所的房東也知道薩特的身份了，他怕引火燒身，想攆他們走。薩特再次搬了家。正好搬家那天，對面一棟樓又被炸，雖然這次目標不是對著薩特的。他和波伏瓦找了一所公寓，離塞納河很近，環境還不錯。公寓坐落在一所大軍營的中間，後來他們才知道，有兩名秘密軍隊組織的殺手就在這個軍營裡，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