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地的大樓房中。兩星期後，薩特獲得自由。

回到巴黎，剛開始時，薩特對周圍的一切有一種強烈的陌生感，甚至對波伏瓦，他最親密的女人，都有一種難以理解的感受。他對巴黎市民們仍然一如既往地過生活感到驚訝不已：德國佔領下的巴黎顯得那麼平靜，人們照常在咖啡館消磨時間，彷彿什麼都沒有發生過。薩特想不通：“他們怎麼能夠這樣心安理得地照常生活下去呢？”那些跟他一樣從前線歸來或獲釋回來的人，應該有著同樣的感觸，但他們為什麼不起來抵抗呢？

當他給波伏瓦講述自己在戰俘營9個月的生活和逃跑的經歷時，並沒有從她那裡得到預期的強烈興趣和共鳴。而且他對波伏瓦的一些行動也看不慣。巴黎物資供應特別緊張，波伏瓦不得不在黑市上買點東西，而薩特認為不行，即使是偶爾買一點茶葉，在他看來也是違背道德規則的。當局要求居民在一份宣告自己既不是共濟會員也不是猶太人的材料上簽字，波伏瓦簽了。薩特認為這也是錯誤的，這是對當局的妥協。波伏瓦向他解釋說，在巴黎，活著就意味著妥協。但薩特還是不理解，對一切都看不慣，經常發脾氣。

這裡，顯然是境況的差異造成薩特的不適應。在戰俘營；敵我界線十分鮮明：敵人就是敵人，同志就是同志。要麼就是站在抵抗運動這一邊，反對德國人的統治，要麼就是倒向德國人那一邊，成為通敵者，中間的道路是沒有，也不存在著妥協的餘地。在巴黎，在德國佔領區，情況就複雜得多。人們要想生存下來就得向當局作某種妥協。即使進行抵抗，那形式也跟戰俘營大不相同，其中有許多中間環節和過渡階段，往往還會出現“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錯綜局面。這些，是生活在陣線分明、“非此即彼”的戰俘營中的薩特一時難以搞清楚的。

薩特一度想：“與其這樣毫無意義地呆在巴黎，不如當初就留在戰俘營！”在那個不自由的地方，他反而充分體會到自身的自由和價值。當然，他只是想想而已，不會真的回去；現在他畢竟是生活在比戰俘營自由得多的環境裡，而且有這麼多愛他的親人。不回集中營，但他要在巴黎創造一個同樣能戰鬥的環境。在回來的第一個晚上，他就對波伏瓦說：“我回來不僅僅是享受自由的甜蜜，而是為了採取行動！”早在戰俘營時薩特就已想好，回到巴黎的第一件事就是創立一個抵抗團體，逐漸爭取多數人起來抵抗，由此實現一個驅逐德國人的暴力運動。他並沒有絕對把握可以成功，相反地，他估計成功的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即使這樣，他認為仍然應該奮起抵抗，因為最後德國人終將以這種或那種形式消耗光自己的精力，這就像羅馬一樣，它征服了一些國家，同時也摧毀了自己。

薩特把準備建立的抵抗組織定名為“社會主義與自由”；選擇這個名稱，是同他在戰俘營的生活經歷密切相關。這時他認為一種包容自由的社會主義是可能存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戰俘的生活包含有社會主義的內容──雖然是一種悽慘的社會主義，沒有任何財產，食物是被分配的，義務也是由征服者強加的，但這是一種集體生活，一種公社。薩特由此想象，如果他們的生活不是戰俘的生活但保留了這種共同性，那麼這可能是一種幸福愉快的生活。當然，他並不認為社會主義就是同所有的人在一張桌上吃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