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瓦的公寓，對薩特和波伏瓦作口頭審查。其中年輕的一位由於緊張，動作僵硬，列印供詞時手被拉開了一道口子，鮮血流淌在打字鍵盤上。負責的警官為他們起草了供詞，還作了推敲潤色。最後，他安慰薩特和波伏瓦說：“請放心，你們得到的指控會是恰如其分的！”

在受審的那一天，他們得到通知說，主審官病了，審判時間推遲。新的日期到了，時間再次推遲。這次理由更荒謬：他們的檔案還在檢察官那裡。以後乾脆通知他們，不再對他們起訴了。大概當局經過權衡，覺得冒險審判一位著名作家，似乎有些得不償失，對他們不一定有利；另外他們還想用這種手段來分裂“‘121人”。深諳政治謀略的戴高樂說：“那些知識分子，他們愛怎麼搞就讓他們怎麼搞。……我們不要去抓伏爾泰！”在他心目中，薩特此時的影響可以與18世紀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伏爾泰相比。

為了揭穿當局的花招，薩特舉行了一個記者招待會，大約有30名法國和外國記者聚集在波伏瓦的公寓，薩特向他們說明了自己在“121人宣言”中所起的作用，證實自己曾參加該宣言的起草和收集簽名的工作；由於已經有30個簽名者受到指控，薩特要求承擔與他們相同的責任。

現在薩特和波伏瓦很少出門。許多法國人被狂熱的民族主義和大國沙文主義情緒所激動，視薩特為民族的叛徒、國家的公敵。即使在飯館吃飯，他們也常常感受到許多顧客的敵意，無法同這些人坐在一起。晚上他倆就在波伏瓦的公寓裡吃飯，通常是吃幾片火腿，然後聊聊天，聽聽唱片。

1961年義大利授予薩特奧莫尼亞獎。授獎原因是薩特為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所作的貢獻。薩特一向是討厭一切評獎授勳活動的，這次他卻去米蘭領了獎，因為它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

秘密軍隊組織開始用恐怖活動來對付反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人。他們在公共場所引爆了幾枚可塑炸彈。埃維昂市市長在家中被炸死。這些極端分子還在左翼知名人士家中安放可塑炸彈。《觀察家》編輯部在一次襲擊中被炸燬。薩特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此作了評論，他馬上收到恐嚇信。信中說他們要立即消滅“121人宣言”中的121人。為了防備他們對薩特的住所下手，薩特讓母親搬出住所，把她安置到一家旅館，他自己住進波伏瓦的寓所裡。1961年7月19日早晨，薩特和波伏瓦正在打點行裝準備外出度假，7點半，薩特母親打來電話：一枚可塑炸彈在波拿巴街42號薩特原來的住所爆炸，但破壞並不太嚴重。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知命之年（1957…1965）：“國家公敵”（3）

接著薩特和波伏瓦去了羅馬。薩特應弗朗茲&#8226；法農的要求，為他的書《全世界受苦的人》作序。法農是一個黑人，一位精神分析醫生，他曾取得法國國籍，有一個法國妻子，但他仍然經常感受到種族歧視。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他毅然放棄法國國籍，宣稱自己是阿爾及利亞人，為它的獨立而戰，成為民族解放運動的重要人物。他關於暴力的文章曾在《現代》上發表。薩特哲學對他有很大影響，《辯證理性批判》中關於恐怖和兄弟般友誼的部分讓他著迷。

這時法農也在義大利北部休養，他患了白血病，是不治之症。他要來拜訪薩特和波伏瓦。波伏瓦和前一天到達的郎茲曼去機場接他。他們４人相見，一起吃午飯，談話一直持續到第二天凌晨兩點。波伏瓦委婉地對法農說，薩特需要睡眠。法農聽了大發脾氣，他對郎茲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