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決無可能寫得這般觸目驚心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窺見在自我分裂的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煎熬著兩重焦慮。一重是壓抑焦慮。“本我”為“非我”所囚禁，欲出不得，欲抗不能，猶如遠生在另一處所感嘆的：“夫人生之最慘，莫慘於良心之所不欲言者，而以他故不能不言，良心之所急於傾吐者，而乃不得盡言，而身死或族滅乃次之。”（《少年中國之自白》）中國計程車大夫是重生、愛國的，然而良心的被壓抑竟被視作比“身死或族滅”更為殘酷，足見那是何等深沉的哀痛！另一重是道德焦慮。“非我”對“本我”的衝動阻抗得愈厲害，後者對前者的良心審判也就愈嚴峻，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相等的物理學原理在這裡也是顯而易見的。“非我”那種種“皆不可耐”的醜陋形象，在“本我”看來，“恨不能宰割之，棒逐之”。不過既然它自身的自由亦不可復得，又何來“棒逐”“非我”的力量？徒有在道義上宣判後者的死刑而已。這反過來卻在已有的焦慮之上又疊加了一層新的焦慮，使人格主體輾轉在“恨不能即死”的極度苦痛之中。黃遠生的友人林志鈞說過，遠生卻“沒有盧梭的膽力，又沒有托爾斯泰的宗教信仰，所以他格外苦”（《遠生遺署》林序）。

一般人的神經很難能夠長久忍受得了這種精神折磨，於是苦難者會不由自主地去尋求徹底的解脫。黃遠生說，他們的人格演變趨向大致可分以下三途，其一，“魂以瘐死，一死不可復活，自此以後，永永墮落”，成為“人頭而畜鳴者”。對死亡威脅的過分恐懼，“非我”對“本我”的過分壓抑，使得“本我”不僅被幽禁在潛意識層，而且還進一步被驅趕到無意識層，這樣一來，靈魂被肉體徹底扼殺，良心全然為利害所泯滅，在混沌的麻木之中，墮落為不可救藥的人格失落症患者。像在蔣介石身邊長期當幕僚的張群即是“人頭而畜鳴”的典型一例。他曾公開聲稱：“我只是個廚子，主人喜歡吃什麼菜，我做什麼菜。”而且還頗有自知之明：“張群何人？蔣介石走狗也。”其二，靈魂“破獄而出，出魔入道，出生入死”，成為“有道之君子”。像聞一多就是在良心的反省中拍案而起，讓靈魂沖決肉體之網羅，直面血淋淋的人生，嘶啞著嗓子高聲怒斥黑暗，吶喊正義。縱然他在特務冒煙的槍口前倒下了，但卻在生命的寂滅中實現了人格的涅槃，昇華為像魯迅那樣錚錚傲骨的“特立獨行”之士。其三，“靈魂日與軀殼奮戰，永無和議之望”，“憔悴憂傷，悲歌慷慨”，直至“靈魂與軀殼之戰死”。這是大部分自我分裂的知識分子的命運歸宿。他們上不能超升為無所畏懼的“特立獨行”之戰士，下不甘墮落為依附權勢的“人頭畜鳴”之流，唯有在自我衝突的旋渦中掙扎著、奮爭著、哀怨著……儘管中華民族是世界上最富於智慧的民族之一，然而其知識精英的很大一部分聰明才智，卻不能用於征服自然和改造社會，而不得不疲精耗力於自我間的交戰、自我間的苦苦廝殺！黃遠生本人的一生恰恰就是這種“靈魂日與軀殼奮戰”的不幸縮影。

也許，人世間最可哀的不是人食人，而是這種人的自食。

“既不能為真小人，亦不能為真君子”

倘若黃遠生的懺悔僅止於哀怨，那麼還說不上是真正的懺悔。事實上，在那哀怨的背後，作者在竭力發掘自身“墮落”的緣由。“餘之懺悔，含有自責與自恕二義，蓋餘以為餘及世間人所犯一切之罪惡與過失，其自身之原因與社會上之原因，各佔若干成分者也”。這就使得他的懺悔之筆觸探到了社會和個人隱秘黑暗的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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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遠生：懺悔中的精神昇華（3）

首先是社會環境的黑暗。在中國，近代意義上的獨立人格只是到了近代才具備了誕生的社會前提和精神前提：信仰和職業選擇的多元化。然而根深蒂固的東方傳統依然頑固地抗拒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