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統元年（1260年），元朝初建，忽必烈登基為帝，一個新的歷史篇章由此開啟。在這一關鍵時刻，王鶚被委以重任，任命為翰林學士承旨，這一職位在元朝中樞機構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負責起草詔令、編纂史書以及參與國家重要政事的討論，是皇帝身邊的智囊團核心成員。王鶚的任命，不僅彰顯了忽必烈對他的高度信任，也體現了王鶚在文化、政治領域的深厚造詣。

在擔任翰林學士承旨期間，王鶚充分利用自己深厚的儒學功底和在金朝、蒙古政權服務的經驗，積極參與到元朝制度典章的制定與修訂工作中。他深知，一個新政權的穩定，離不開一套完善的制度體系。因此，王鶚在制度設計上既保留了部分傳統元素，確保了政治連續性，又根據蒙古統治的實際需求進行了創新，促進了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平衡，加強了對邊疆地區的有效管理。

在文化領域，王鶚倡導儒學與蒙古文化的融合，提出了一系列促進文化發展的策略，如設立學校、提倡儒家經典教育、鼓勵漢蒙學者交流等，這些措施極大地促進了民族間的相互理解和文化融合，為元朝初期的文化繁榮打下了堅實基礎。此外，他還參與修訂法律，力求法度公正，兼顧不同民族的習俗與利益，為構建多元共融的社會環境做出了貢獻。

五、晚年致仕與身後榮譽

至元五年（1268），王鶚選擇了致仕，即退休，結束了他長達數十年的官場生涯。儘管退出了政治舞臺，但其對元朝制度的影響並未隨之消逝。王鶚去世後，被追贈諡號“文康”，這不僅是對他一生功績的認可，也是對其學問、品德的高度讚譽。在那個時代，能夠獲得如此尊崇的文人士大夫並不多見。

結語

王鶚的一生，是跨越金元兩朝，從科舉狀元到元初重臣的傳奇歷程。他的經歷不僅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劇烈變遷，也體現了漢族士人在異族統治下尋求生存與發展的方式。王鶚在元朝初年的政治文化建構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其智慧與策略至今仍值得後人深入研究與借鑑。作為連線兩個朝代的文化橋樑，王鶚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了“文以載道”的古訓，證明了知識與智慧在任何時代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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