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帝國的輝煌歷史中，乃馬真後（乃馬真·脫烈哥那）以一位女性攝政者的身份短暫卻深刻地留下了她的印記。她的統治不僅挑戰了蒙古傳統的權力傳承模式，更在一定程度上預示了帝國未來分裂的隱患。本文將深入探討乃馬真後攝政時期的政治格局、個人行為及其對蒙古帝國深遠的影響。

一、背景與篡權之路

乃馬真後，這位原本應作為窩闊臺汗背後支柱的皇后，在1241年隨著丈夫的驟然離世，意外地站在了歷史的轉折點上。窩闊臺汗逝世前，雖已指定年幼的失烈門為繼承人，但權力的傳遞並未能無縫銜接。此時，長子貴由遠在征戰途中，無法 即 時 回國主持大局，這為乃馬真後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視窗。她憑藉自己在宮廷中的影響力和機敏的政治直覺，未經傳統的宗親會議商討，迅速且果斷地掌握了國家的最高權力，開啟了她在蒙古帝國歷史上獨特的“乃馬真攝政”篇章。

這一系列行動不僅體現了乃馬真後個人對權力的強烈渴望，更是對蒙古部落聯盟長期以來遵循的庫裡臺大會（宗親會議）推舉可汗制度的一次大膽僭越。在那個男性主導、等級森嚴的社會里，她的舉動無疑是驚世駭俗的，不僅打破了性別界限，也挑戰了既定的權力傳承規則。乃馬真後五年攝政期間，透過扶植親信、排除異己，進一步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儘管這一過程伴隨著政治腐敗與權力濫用的陰影，但也展示了女性在極端條件下的政治智慧和生存策略。

乃馬真後的攝政不僅是個人權力慾的體現，也是在特定歷史情境下，對傳統權力結構的一次衝擊實驗。她以實際行動證明了即便是在遊牧民族的傳統框架內，女性亦能暫時顛覆常規，登上權力的頂峰。然而，這一時期的政治動盪也為蒙古帝國的未來埋下了隱患，預示著統一與集權的黃金時代或將迎來裂變。

二、攝政期間的混亂與腐敗

乃馬真後攝政時期，蒙古帝國的政治舞臺上演了一幕幕權力與腐敗交織的戲劇。她獨攬大權，構建起一個以個人意志為中心的政治體系，其中最為顯著的特點便是對親信的大肆提拔。法提瑪與奧都剌合蠻兩位原本身份低微的人物，因得到乃馬真後的青睞而飛黃騰達，成為其政權的兩大支柱。

法提瑪，一個出身波斯的女俘，她的崛起充分展現了乃馬真後任人唯親的傾向。透過與皇后的親密關係，法提瑪逐漸掌握了宮廷內外的實權，成為影響決策的關鍵人物。她與乃馬真後聯手，策劃了一系列針對朝廷重臣的清洗行動，其中包括試圖逮捕中書右丞相田鎮海和燕京行臺斷事官牙老瓦赤，這兩位官員被迫逃離，尋求其他王公的保護。這些行動不僅嚴重擾亂了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還導致了耶律楚材等有識之士的絕望與疏離，進一步加劇了中樞的混亂與無序。

另一方面，奧都剌合蠻的任命則揭示了乃馬真後政權對經濟控制的渴望。他被派往中原，取代牙老瓦赤管理經濟事務，這一舉動實質上是乃馬真後對經濟資源進行直接干預和掠奪的體現。奧都剌合蠻的經濟權力擴張，不僅加深了朝政的腐敗現象，更重要的是，它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威，為地方勢力的坐大提供了空間。各路王公貴族見中央權威 式 微，紛紛開始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濫發詔旨，私自結盟，導致國家的統一政策難以實施，法治與秩序蕩然無存。

三、法制廢弛與帝國危機

乃馬真後攝政時期，蒙古帝國遭遇了自成吉思汗以來前所未有的法制危機。《札撒》，這部由成吉思汗親手創立，旨在規範蒙古社會秩序、維護帝國統一的法典，在她的統治下遭到了嚴重的忽視與違背。《札撒》不僅是法律的集合，更是一種精神象徵，代表著蒙古民族的紀律與團結。然而，在乃馬真後的治下，這部法律基石失去了約束力，帝國的政治生態迅速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