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爆發的原因之一，進而成為革命爆發的導火索。在這種情況下，盛宣懷被革職，並被命令永遠不再任用，隨後他不得不離開北京，移居大連以避風頭。然而，形勢並未因此而好轉，盛宣懷最終逃亡至日本神戶，尋求庇護。

民國元年（1912年）初，盛宣懷在日本期間瞭解到新成立的民國政府急需軍費支援。為了重新獲得政治地位，並試圖彌補自己在國內的不利處境，他利用自己在日本的關係網路，與日本的財團進行了秘密談判。盛宣懷希望透過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的方式，為新政府籌集資金，並藉此恢復自己的聲譽。

1912年2月12日，盛宣懷與日本的三井和正金財團分別在神戶和南京簽訂了兩個性質相同的漢冶萍中日“合辦”草約。根據這些協議，盛宣懷從日本正金銀行提取了300萬日元的借款，其中一部分資金透過三井洋行轉給了南京臨時政府，大約為250萬日元。這筆款項對新生的民國政府來說是一筆重要的財政支援，但在當時卻引發了軒然大波。

訊息一經傳出，國內輿論一片譁然。人們擔心這種“合辦”方式實際上是對國家主權的侵犯，特別是擔心日本透過這種方式加強對中國產業的控制。民眾的壓力迅速增大，要求廢除這些協議的聲音越來越高漲。在這種情況下，盛宣懷感受到了巨大的壓力，最終在強大的民意麵前，不得不同意廢除這些草約，並辭去了漢冶萍公司總經理的職務。

五、受邀回國

民國元年（1912年）11月30日，中華民國成立後不久，盛宣懷收到了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邀請，從日本返回上海。儘管此前他曾因推行鐵路國有化政策而被革職，並逃亡日本，但此時的盛宣懷仍然擁有豐富的經驗和廣泛的影響力。他在上海租界中繼續主持輪船招商局和漢冶萍公司的事務，顯示出他在經濟領域仍然具有重要的地位。

民國二年（1913年）5月，盛宣懷再次被任命為漢冶萍公司的董事長，重新掌握了公司的實際控制權。根據宣統元年（1909年）第一屆公司股東大會的決議，盛宣懷著手擴大漢冶萍公司的生產規模，尤其是擴建大冶鐵廠。為了籌集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資金，盛宣懷於同年12月2日與日本製鐵所和橫濱正金銀行簽訂了五個合同。根據這些合同，漢冶萍公司以全部財產作為抵押，向日本借款1500萬日元，其中900萬日元用於大冶鐵廠的建設，另外600萬日元用於償還先前欠日本的債務。合同規定，漢冶萍公司將在未來40年內向日本提供1500萬噸頭等礦產和800萬噸生鐵作為償還債務的方式。

這些合同的簽訂雖然為漢冶萍公司帶來了急需的資金，但同時也意味著公司必須接受日本的管理和技術指導。合同還規定聘請日本人擔任公司的最高工程顧問和最高會計顧問，這使得日本製鐵所在漢冶萍公司的經營管理上佔據了主導地位。這一安排雖然短期內緩解了資金壓力，但從長遠來看，它削弱了漢冶萍公司的自主權，並逐漸使其陷入了依賴日本的局面，最終導致了公司在經營管理上的衰落。

民國五年（1916年）4月27日，盛宣懷在上海因病逝世。在他去世之前，他立下了遺囑，決定將其一半的家產捐贈給慈善事業，顯示出他晚年對社會公益事業的關注與貢獻。盛宣懷的夫人莊氏為他舉辦了極為隆重的葬禮，耗資高達30萬兩白銀，送葬隊伍從斜橋弄（今吳江路）一路延伸至外灘，場面壯觀。為了確保葬禮順利進行，租界當局甚至實施了交通管制措施，可見盛宣懷生前的影響力及其逝世後的社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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