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提拔為刑部左侍郎，成為刑部的副長官。此時的明朝，雖然處於弘治中興的盛世，但皇族內部的一些問題也開始浮現，尤其是晉府寧化王朱鍾鐻的事件，對朝廷的聲譽和秩序構成了嚴重挑戰。

朱鍾鐻，作為皇室成員，不僅生活淫亂，還施暴於民，甚至背離孝道，嚴重違反了儒家的倫理規範和皇族的禮法要求。朝廷對此高度重視，多次派遣官員調查，卻因種種原因未能查明真相。這一情況不僅反映了皇權與宗室管理的複雜性，也考驗著朝廷的治理能力。

關鍵時刻，孝宗皇帝決定委派戴珊，與太監陳寬、錦衣衛指揮同知王竚組成特別調查組，深入調查朱鍾鐻的案情。戴珊的加入，無疑為調查增添了權威性和公正性。他憑藉豐富的經驗和敏銳的洞察力，帶領團隊細緻入微地蒐集證據，不畏皇族勢力的阻撓，最終撥開了重重迷霧，查清了朱鍾鐻的所有不法行為。

同年三月，調查結果公佈，證實了朱鍾鐻的諸多不軌行為。朝廷據此作出了嚴厲的處罰決定，剝奪了朱鍾鐻的爵位，並將其囚禁，這一決定體現了孝宗皇帝整頓朝綱、嚴明法紀的決心。戴珊在處理這一皇族案件中的公正無私，不僅彰顯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也為皇族內部的紀律整肅樹立了典範。

四、久掌都省

弘治九年，戴珊晉升為南京刑部尚書，其在任內以審慎嚴謹著稱，對每一起訴訟案件都詳加稽核，力求公正，贏得了朝野的廣泛讚譽。四年後，即弘治十三年，他被推舉為都察院左都御史，執掌都察院事，這標誌著他在朝中的地位更加穩固，同時也意味著他肩上的責任更為重大。

作為都察院的長官，戴珊不僅嚴格自律，更在維護朝廷綱紀方面不遺餘力。他對待官署文書一絲不苟，親自審查，確保每一項決策的公正與透明。在孝宗皇帝親自審案時，面對其他官員的緊張與恐懼，戴珊則能從容應對，憑藉其深厚的法律素養與冷靜的分析，常常能化解孝宗的怒氣，引導案件向合理方向發展，體現了他作為高階官員的穩重與智慧。

在個人品行上，戴珊清廉耿介，從不趨炎附勢。在弘治十七年京察風波中，面對給事中吳蕣、王蓋的無端攻擊，他與馬文升等人不僅沒有反擊，反而請求自免言職，以示清白。在孝宗的支援下，最終透過調查，揭露了吳蕣、王蓋的不實指控，維護了朝堂的公正與秩序。戴珊等人在此事件中的處理方式，展現了其超越個人恩怨，以大局為重的高尚情操。

孝宗晚年，戴珊與劉大夏成為了皇帝最為信任的兩位重臣，經常被召入內廷密談，涉及的話題甚至連閣臣、親貴都無法知曉，這顯示了孝宗對他們二人超乎尋常的信任。孝宗對他們的體恤與關懷，不僅體現在日常的賞賜與醫療照顧上，更在於那份理解與尊重，如悄悄賜予白金，以免引起他人嫉妒，這種細膩的情感交流，加深了君臣之間的默契與情誼。

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和身體狀況的下滑，戴珊多次以年老多病為由請求退休，但孝宗始終不肯放行，不僅以褒獎、賜物等方式挽留，還表達了對戴珊深深的依賴與不捨。在一次劉大夏的轉述中，孝宗表達了對戴珊的深切期望，將國家的重擔寄託於他們這些 忠 誠 老臣 身 上 ，希望他們能繼續留在朝中，共謀國事。戴珊對此深受感動，同時也感到責任重大，以至於淚下，表明了他願意為國奉獻至最後一刻的決心。

五、病逝任上

弘治十八年，隨著孝宗皇帝的駕崩，明朝進入了明武宗的時代。戴珊作為孝宗時期的重臣，內心充滿了對先帝的忠誠與哀悼，同時也深知新皇初立，國家需要穩定與經驗豐富的臣子支援。儘管此時他的身體狀況已每況愈下，出於對國家的責任感與對新君的顧全大局，戴珊選擇了默默忍受病痛，繼續堅守崗位，勉力處理政務，沒有提出辭官的請求。他的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