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崗位上發揮著重要作用。

三、平步青雲

嘉靖九年（1530年）標誌著夏言政治生涯的一個重要轉折點。該年二月，夏言敏銳捕捉到了明世宗欲將天地分開祭祀的心思，不顧眾多官員的反對，順應帝意上書支援，此舉深得世宗賞識，不僅使得反對最烈的霍韜遭受懲處，夏言也因此得到了世宗的特別寵信，並被委以督建天壇和地壇的重任，一時之間，夏言成為朝中焦點人物。

同年四月，面對延綏地區發生的饑荒，夏言展現出了卓越的識人用人能力，推薦僉都御史李如圭擔任巡撫，有效緩解了災情。事後，當夏言被提名為僉都御史時，雖遭御史熊爵非議，認為其推薦李如圭是出於私心，但世宗並未採納此論，反而斥責熊爵，夏言則以退為進，拒絕了這次晉升，展現了其超然的政治智慧和謙遜姿態。

這一時期，夏言與權臣張璁之間的矛盾日益顯現。張璁因夏言得寵而心生嫉妒，夏言則不滿張璁提拔他人而忽視自己，雙方關係緊張。七月份，夏言藉機上書彈劾張璁及吏部尚書方獻夫，雖經世宗調和，但雙方裂痕已難以彌合。

同年十月，夏言被提拔為侍讀學士，不僅負責纂修郊祭禮儀，還擔任了御前講解經史的重任，兼職吏科都給事中，顯示出世宗對他的高度信任。夏言以其淵博的學識和優雅的儀態贏得了世宗的進一步青睞，尤其是他修訂的先祖祭祀禮儀，進一步穩固了他在朝中的地位。

嘉靖十年（1531年）三月，夏言升任少詹事兼翰林學士，掌管翰林院事務，繼續為世宗講授經史，其儀表堂堂、才學兼備的形象愈發深得世宗喜愛，同時也加劇了與張璁的矛盾。七月，因行人司司正薛侃上書建議立儲，引發了一場風波，夏言雖被張璁等人誣陷為幕後主使，但在查明真相後，世宗不僅釋放了夏言，還罷免了張璁，進一步彰顯了夏言在世宗心中的分量。

同年的七月下旬，隨著四郊祭壇工程的順利完成，夏言的仕途再上一層樓，升任禮部左侍郎，繼續執掌翰林院。九月，接替李時任禮部尚書，實現了從諫官到六卿之一的尚書的驚人跳躍，這樣的晉升速度在明代歷史上極為罕見，充分體現了夏言在嘉靖朝早期的非凡政治影響力和世宗對他的高度信任。

四、入主內閣

夏言在獲得世宗信任的同時，也展現出了非凡的政治手腕與人際交往能力。他一方面憑藉聰明才智鞏固了與皇帝的關係，另一方面則透過籠絡人心，團結了一批朝臣，共同抗衡權臣張璁等人的勢力。嘉靖十年（1531年）十二月，面對御史喻希禮、石金因“大禮議”而陷入困境，夏言挺身而出為之求情，儘管未完全說服世宗，但其敢於直言、維護同僚的行為贏得了廣泛的讚譽。

在擔任禮部尚書期間，夏言積極參與禮樂制度的制定，展現出卓越的行政才能，與相對消極的內閣大臣李時、翟鑾形成鮮明對比。他的文采斐然，能夠迅速完成高質量的奏章和青詞，與喜好文學的世宗皇帝在精神層面達成共鳴，進一步加深了皇帝對他的信賴。世宗對夏言的賞識不僅體現在口頭表揚，還透過賜予銀章、豐厚賞賜等實際行為予以肯定，夏言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隨著張璁、方獻夫等政敵的相繼退出政治舞臺，夏言面臨的內部鬥爭並未減弱，尤其是與霍韜之間的矛盾持續升級。嘉靖十五年（1536年）的劉淑相事件，更是將雙方的對立推向高潮，最終以霍韜被降級收場，夏言的權勢得到鞏固，但同時也引發了其傲慢心態的膨脹，開始直接干預人事調動，排擠與自己不合的官員，如張元孝、李遂等。

隨著皇太子朱載壡的誕生，夏言再次獲得厚賞，連續晉封，權力達到頂峰。閏十二月，夏言正式進入內閣，成為武英殿大學士，參與到國家最高決策層，這一時期，他幾乎獨攬朝政，其他內閣成員如李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