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宗拒絕。

隨後，監察御史王時柯上疏，直指“議禮諸臣”如桂萼等因迎合上意而獲得晉升，而那些敢於直言的大臣卻遭到貶謫或懲罰，他呼籲皇帝應廣納忠言，區分忠奸，建議寬恕如薛蕙等直臣，同時允許方獻夫等人辭職，以平息爭議，恢復朝堂的公正與和諧。

最終，在九月五日，明世宗採納了方獻夫、張璁、桂萼等人的意見，正式確立了“大禮議”的解決方案，這一決策不僅鞏固了世宗的皇權，也讓方獻夫等支持者得到了皇帝的極大信任與恩寵。

三、激流勇退

嘉靖三年（1524年）的秋天，方獻夫在經歷了“大禮議”風波之後，面對朝堂上持續的爭議與個人聲譽的兩極分化，內心開始萌生退意。九月二十五日，他首次跟隨張璁嚮明世宗提出退休的請求，希望能在政治的激流中抽身而出，尋求一份寧靜。然而，明世宗對方獻夫寄予厚望，不願輕易失去這位得力助手，因此並未批准他的請求。方獻夫並未因此放棄，十一月五日與十二日，他又兩次上疏，表達了自己堅決的退休意願，但均遭到世宗的慰留與拒絕。在這一過程中，方獻夫展現了一種淡泊名利、追求內心平靜的心態，同時也反映了明代士大夫“知進退”的傳統美德。

十二月七日，方獻夫轉換策略，不再直接請求退休，而是提出將“大禮議”的整個過程編寫成書，請求公開發行，這一提議意外得到了明世宗的同意。這不僅顯示了方獻夫對於歷史記錄的重視，也巧妙地將自己的立場和觀點透過文獻形式流傳後世，為自己的政治生涯留下了一份重要的歷史見證。

嘉靖四年（1525年），方獻夫的家庭因素成為了他繼續請求離京的契機。四月二十一日，他以妻子希望送兒子返回家鄉為由，再次嚮明世宗提出申請，這次他的請求得到了皇帝的體諒與批准。這一安排，某種程度上緩解了方獻夫的個人困境，也體現了明代君臣關係中人性化的考量。

然而，方獻夫的退休之路並未就此暢通無阻。嘉靖五年（1526年），在身體狀況不佳的情況下，他於四月十三日請求留在家鄉養病，但明世宗考慮到國家需要，不僅未予批准，反而在冬季將其擢升為少詹事，加重了其職務。方獻夫在五月二十二日再次推辭這一新任命，表達了繼續在家養病的願望，但皇帝的態度依舊堅決，要求他迅速回京赴任，顯示了朝廷對方獻夫能力與貢獻的高度認可。

四、詔修大典

嘉靖六年（1527年），方獻夫在明世宗的直接任命下，參與了一項文化與政治意義並重的重大任務——《大禮全書》的纂修工作。此書的編纂旨在進一步明確和鞏固明世宗在“大禮議”中的地位及理論依據，具有極高的歷史與政治價值。方獻夫與霍韜等同僚一同被任命為纂修官，他們在學術上的深厚功底和對“大禮議”的深刻理解，使得他們成為這項工作的不二人選。方獻夫與霍韜的密切合作，不僅基於同鄉之情，更在於對“大禮議”立場的共鳴，兩人聯手向世宗上書，借古喻今，引用歷史案例來強化世宗政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強調皇帝過繼給先帝為子的主張並非出自古人之口，而是王莽等奸臣的誤導，從而為世宗的決策正名，這份論述得到了明世宗的認可，並被送至史館供纂修官參考。

與此同時，方獻夫的仕途亦迎來了新的挑戰與機遇。他與霍韜一同被任命為經筵日講官，負責為皇帝講解經史，這是對臣子學識與品行的高度肯定。方獻夫在處理具體案件時展現出了公正與擔當，如在複審李福達案時，他力排眾議，減輕了馬錄的刑罰，體現了其在法律面前的獨立判斷與人文關懷。

此外，方獻夫在九月的任命中，不僅擔任了禮部右侍郎，還總領大理寺事務，充分展示了他的多面才能與世宗對其的信任。在人事任免方面，方獻夫積極推薦人才，對兩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