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芳的合謀下，高拱於隆慶三年（1569年）十二月被重新啟用，接旨後不顧嚴寒，急匆匆趕回京城，重新執掌吏部，標誌著其政治生涯的再次輝煌。此次復出，高拱採取了緩和與言官關係的策略，透過門生廣泛傳播寬容言論，承諾與朝臣共治國事，逐漸平息了朝野的不安情緒。

在李春芳擔任內閣首輔的背景下，高拱憑藉裕王（即後來的明穆宗）的信任與支援，發揮了更為積極主動的作用。李春芳性格溫和，處理政務傾向於穩健，而高拱則以其果敢與魄力，填補了政策執行上的空白，展現出強烈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四、政績斐然

隆慶四年（1570年），北方邊疆局勢緊張，蒙古勢力蠢蠢欲動。面對危機，高拱展現出卓越的軍事組織才能，迅速調動陳希學、曹邦輔、王遴等將領，部署防禦陣線，同時加強京城與南都的防護，確保山陵安全。此外，他還派遣劉燾駐守天津，保障糧食供應，任命王崇古、譚綸專司征剿，以戴才負責軍餉後勤，周密的佈署有效震懾了蒙古兵，使其不敢輕易入侵。

同年十月，俺答汗之孫把漢那吉因家族糾紛投奔明朝，請求庇護。面對這一突發事件，朝中意見分歧，多數官員擔憂此舉可能引發敵對行動。然而，高拱與張居正堅定支援接納把漢那吉，不僅建議封其為指揮使，還安排其享受優厚待遇，以誠意贏得其心。高拱更進一步，透過政治 手 腕 排除反對聲音，最終促成俺答汗與明朝的和解，雙方達成封貢協議，開啟了長期和平局面。這一決策，不僅解決了明朝北方邊疆的長期隱患，也展現了高拱在外交上的高瞻遠矚與果敢決斷。

在內部治理方面，高拱同樣表現出色。當貴州土官安國亨被誤傳叛亂時，高拱並未輕信，而是深入調查，發現實為地方官員誤解所致，隨即採取安撫措施，避免了一場不必要的戰爭。這一事件再次證明了高拱審慎判斷與明智決策的能力。

高拱的邊防政策不僅注重短期應對，更重視長遠規劃。在俺答汗封貢事宜完成後，他擔憂邊防士兵會因和平而懈怠，遂提出定期派遣大臣巡查邊防，評估軍備、物資、人員狀態，鼓勵增益，嚴懲停滯，確保邊防力量持續強大。這一政策不僅在當時取得了顯著成效，也為後續幾十年的邊疆穩定奠定了基礎。

在南方，高拱同樣展現了其治理智慧。面對廣西古田壯族韋銀豹的叛亂，高拱推薦殷正茂為總督進行鎮壓。儘管殷正茂性貪，但高拱認為只要能迅速平定叛亂，即使有一定損耗也值得。同時，他注重本地人才的培養與提拔，引導民風向善，最終實現了地區的穩定與繁榮。

五、智斷安國亨案

隆慶年間，貴州土官安國亨與安智因私人恩怨引發的兵戈，幾近演變為一場大規模的叛亂。當地巡撫將此事上報為“叛逆”，並出兵征伐，但未能取得成果，局勢反而趨於惡化。新任巡撫阮文中在赴任前，特地拜訪了內閣首輔高拱，尋求對策。

高拱洞察事態，指出安國亨與安智之間的爭鬥實為私人恩怨，與朝廷無涉。他批評地方官員誇大其詞，意圖邀功，而真正的忠誠應是平息紛爭而非煽動。高拱建議阮文中應公正處理，將“叛逆”之名改為“仇殺”與“違逆”，以促使當事人出面申辯，從而查明真相。他告誡阮文中，不應盲目加重事態，而應遵循法律與天理。

阮文中到達貴州後，發現實際情況正如高拱所言。他頒佈五項處理措施，旨在解決爭端，但安國亨因對安智的疑懼，拒絕服從。面對壓力，阮文中考慮用兵，但高拱深知武力非上策，不僅可能損害國家威嚴，還會耗費巨大。於是，高拱秘密指示兵部，派遣吏部給事中賈三前往審理此案，以示公正。

安國亨得知是來審理而非征伐，放下戒心，親自出面聽審，最終同意了五項處理方案，並願意繳納罰款以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