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並在不久後與陳以勤一同入閣，擔任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至此，張居正終於站在了政治權力的中心，開啟了他作為內閣首輔，主導明朝改革的新篇章。

三、位列次輔

隆慶元年（1567年），張居正憑藉裕王府舊臣的身份，擢升為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正式踏入內閣，開始了參與朝政的重要角色。此時的明朝，內外交困，國庫空虛，邊疆動盪，國內矛盾激化，亟需強有力的領導與改革。同年四月，張居正改任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標誌著他在政治舞臺上邁出關鍵一步，開始在朝廷決策中發揮更大作用。

隆慶二年（1568年），徐階因年邁辭官，內閣內部權力真空形成。次年（1569年），高拱強勢迴歸，兼任吏部事務，掌控內閣大權，與張居正形成競爭態勢。高拱與張居正之間的矛盾，不僅源於政治理念的差異，更在於對權力的爭奪。

隆慶四年（1570年），韃靼首領俺答汗發動進攻，局勢緊張。在此關鍵時刻，張居正巧妙利用俺答之孫把漢那吉的內附事件，透過外交與軍事兩手準備，迫使俺答妥協。張居正一方面展示明朝的軍事實力，另一方面又展現大國的寬容與智慧，最終促使俺答同意和談，釋放叛臣，實現了北方邊疆的暫時和平。

隆慶六年（1572年），明穆宗駕崩，神宗繼位，年僅十歲，由其母李太后攝政。高拱因得罪李太后與太監馮保，被罷黜。張居正藉此機會，於六月成為內閣首輔，八月加封左柱國，進中極殿大學士，地位達到頂峰。面對國家的重重困難，張居正提出了涵蓋政治、軍事、經濟等多方面的改革方案，強調整頓吏治、富國強兵的重要性，以解決國家“財用大匱”的根本問題。他主張“仁義之為王，富強之為霸”，將國家的長治久安與民生改善視為改革的核心目標。

四、首輔萬曆

萬曆元年（1573年），張居正上疏提出實行“考成法”，這是他整頓吏治、強化中央集權的重要舉措。考成法的核心在於建立一套嚴格的考核體系，以六科監督六部，再以內閣控制六科，確保政令下達與執行的高效性。透過層層考核，明確了各級官員的職責，改變了以往政令執行緩慢、效率低下的狀況，實現了“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的政令暢通。

萬曆四年（1576年），張居正進一步強化了對地方官員的考核，規定凡徵收稅款不足九成者將面臨處罰，這一舉措極大地提高了徵稅效率。據統計，至萬曆五年，全國財政收入達到435萬餘兩，較隆慶時期增長了74%，國庫盈餘達到85萬餘兩，徹底扭轉了明朝長期財政虧空的局面。考成法的實施，不僅增強了中央政府的財政實力，也為後續的改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在張居正的倡導下，萬曆七年（1579年），當明神宗要求戶部提供十萬金用於光祿寺御膳時，張居正堅決反對，指出國家財政已經捉襟見肘，必須節省一切不必要的開支。在他的堅持下，不僅這筆額外開銷被取消，就連宮中的上元節燈火、花燈費也被免除。此外，張居正還成功說服神宗停止重修皇宮、減少內庫賞賜、縮減服飾御用等開支，有效抑制了皇室的奢侈消費，體現了他節儉治國的理念。

張居正不僅在政治上倡導改革，個人生活上也嚴格自律，以身作則。萬曆八年（1580年），當其弟弟病重需回鄉治療時，儘管有權使用驛站，張居正卻主動退還了“勘合”，拒絕享受特權，展示了他公正無私的一面。這種廉潔奉公的精神，不僅贏得了朝野的尊敬，也成為後世官員效仿的楷模。

五、初改財政

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選擇福建作為試點，開始了清丈田地的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被當地民眾視為良策。基於此，萬曆八年（1580年）